对殉难者的第二次谋杀
已经35年了。“六四”的亡灵在天安门上空仍然没有瞑目。我们这些未亡者，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正如陶渊明诗所说的：“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35年来，天安门母亲们，声音嘶哑，泪水干枯，但是，屠伯们歌舞升平，逍遥复逍遥。拿钢刀的拿软刀的，正在“保先”——保持他们锋利刀刃的先进性呢。人们好奇的是，这个“先”，如何“保”？
我今天着重谈拿软刀的。
与历史上所有的惨案责任者一样，六四之后，当局把惨案锁进黑箱，层层加锁，成为禁忌。同时，对年轻一代实施精心制作的一整套遗忘政策，企图把这件事在人类记忆中消除痕迹，彻底抹掉，似乎从未存在过一样。这正是奥威尔在《1984年》中描写的“真理部”所做工作的完整翻版。
但是，最近几年来，情况有所变化。当局似乎认为中国经济有所扩展，财大气粗了，于是，开始试探着公开为屠城辩护了。前几年，其主要辩护论调为：六四镇压，导致了社会稳定，从而实现了经济成长。最近，人们注意到一种新的论调，它精心选择了两桩事件作为对比，把1919年五四运动时北洋政府的举措来和1989年六四事件时中共当局的举措作了优劣比较，从而制造出一个决定论的历史图景，以此来贬低前者，褒扬后者，为屠城辩护。
第一种所谓镇压导致经济增长的论调，已经有不少人直斥其荒诞。事实上，六四屠城后，1989至1992年，中共重新强化意识形态，经济政策全面倒退，国内外贸易萎缩，经济一片死气沉沉。那才是镇压的直接后果。六四之后近三年，在那种全面停滞情势下，在经改将死的前景笼罩下，为挽救自己的历史地位，邓小平才被迫实施“南巡”，重新强化已被镇压下去的经济改革，重新走上没有赵紫阳的赵紫阳路线，淡化经改的意识形态争论，鼓起第二波经改风潮。这就是表明，在极权国家，往往是，民间的抗议和独立诉求被镇压下去，当时的政治态势更加两极化，政治走向僵局。然而，民间诉求的一部分并未死亡，通过一段历史时期后，它将借助各种形式复活，对修改政策取向产生“滞后效应”。简言之，在中国经济的市场走向上，六四屠城者实际上也在被迫执行天安门亡灵的遗嘱。这一点，前人之述多矣，这里不再仔细梳理。
第二种以历史对比所作的辩护是新出的，笔者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说：
“如果没有1919年5月4日那天的学生闹事，或者只有五四事件而没有后来的政府屈服，也就是说没有演化为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能走多远？革命党能成多大气候？
当时在邓小平的头脑中到底浮现了一些什么，已经无法考证了。可历史这个魔术师永远让人震惊，正是1919年6月4日这一天上海和天津两地商人宣布罢市最终导致了北洋政府将军队撤出并停止拘捕学生，正是1919年6月4日这一天政府的屈服使中国近代史发生了大逆转。1989年的6月3日晚，邓小平决定不惜一切开枪镇压……
全中国一阵剧痛，但终于避免了一次恶性循环般的历史重演。
邓小平再当一次杀人犯，但终于避免了毛泽东二世的提前复活。“（见《多维网》，文扬：”五四之痒“和”六四之痛“）
文章重新涂抹制作了一幅历史演变图景，似乎中国近百年来的激进主义灾难应当全部归结于北洋政府当年向罢市的市民和示威的学生的妥协让步，居然说“北洋政府的屈服造成中国的政治乱局”。似乎没有这一让步，似乎只要北洋政府像邓小平一样大开杀戒，共产国际就不会染指中国了，中共就不会成立了，日本军阀就不会侵略中国了，毛泽东就不会祸害中华了……。这真是一幅耸人听闻的历史漫画。
这里的第一要害是文章的历史决定论，第二要害是彻底反人类的功利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