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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房地产严重 这才是中国经济最大挑战?

—中国经济最大挑战并非来自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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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21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2018年GDP数字,90.0309万亿元,增长从6.8%下滑至6.6%。

那一年,尽管累计到全年的增速虽然好于预期,但仍较上一年少0.2个百分点,是1990年以来最差表现。

当年度,政府驱动的投资还占了主要部分。重启的基建项目,加速发放的银行贷款,以及统计局前三天调整2017年数字,都让中国2018年GDP增速刚好超过既定目标0.1%。

那一年,消费降级的争议第一次出现。

涪陵榨菜收入和利润齐涨,以及方便面销售收入五年来首次止跌回升,被看作是消费降级的例子;作为自主品牌汽车的中坚,吉利汽车2018年12月销量下滑40%,没能完成全年销售目标。到今天,消费不仅仅只关乎你为GDP做了多少贡献,它更是整个商业社会的驱动力。

当人们的收入普遍减少或者不再增加,消费就会降低,进而让更多人的收入降低,进而继续影响消费,如此循环,组成了一个简单的经济周期。

而今天,面临欧美西方国家的围堵制裁,就更迫切需要刺激国内消费的增长,但在一些结构性的矛盾面前,刺激消费这件事的难度,甚至绝不亚于要在短期内恢复房地产市场。

可以说,今天中国经济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消费降级。

长期以来,中国的宏观消费率(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最终消费占当年GDP的比率)一直在50%或者以下徘徊,这一点和欧美80%的水平相差较大。也正因如此,当中国宏观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内外凸显的时候,不少经济学家包括美财长耶伦,都在呼吁中国要调整自身的经济结构,其中的一个结构就是高投资低消费。

2018年,政府驱动的投资占了主要部分,到今天2023年,依然如此;基建饱和问题尽管老生常谈多年,但在民营企业投资意愿不足的当下,也只能由地方驱动基建投资,来为经济增长“添砖加瓦”。

消费降级所导致的社会现象会有许多,其中一个比较好的是商品价格更低,但比起好处,消费降级的坏处更为恶劣。当人们的收入减少或者停滞,亦或是对未来缺乏足够信心的时候,消费就会减少;社会面的消费减少,就意味着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生存困难,而在国内大举投资制造业的情况下,还会产生新的社会现象:内卷。

消费率太低,以至于人们的生产能力常常超出了需求,出现了过度竞争,而这就是内卷。

今天的年轻人抱怨内卷,说是因为人口太多导致了市面上工作机会缺乏;这其实是非常错误的认知,理论上人口有多大,相应的市场就应该有多大,但中国国内的消费降级导致了市场萎缩,最终引发了内卷。

消费为什么会降级?

房地产金融化是一个很大的因素。过去房地产资产占据中国家庭资产超七成,房价一跌,居民财富就会缩水,原来预期中的财富增值现在变成了贬值,消费自然就会降低。除此之外,收入不足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过去居民收入也低,但房价至少还能上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人们对财富的减少的担忧,但随着房价下跌,收入依然增长缓慢或停滞的情况下,消费变得更理性,成了常态。

今年“五一”假期,尽管中国旅游人次和消费总量创新高,但具体到人均600多元的消费额,甚至不足2019年新冠病毒前的同期水平。哪怕在不考虑通胀的情况下,这也是很可怕的现象。

但说到通胀,2019年中国M2总量还不足200万亿,但到了今,年中国M2总量就突破了300万亿,广义货币总量在短短的四年多时间里增长了三分之一,更细思极恐的地方还在于——物价不仅没有变贵,反而隐隐有更便宜的倾向。

今天,电商平台上的商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便宜,但中国的M2总量却在四年多时间里增长了三分之一。通胀没有发生,通缩反而发生了,这也表明,消费降级的趋势愈演愈烈。

M2总量突破300万亿,说明近年来中国货币“放水”更多了,印钞机都快开的冒烟了,但消费依然没有起色,凯恩斯主义理论失灵了,任何经济刺激措施,取得的效果都不如过往好了。未来要想拉升消费,还能怎么办?

市场经济的终极问题,其实就是要解决生产出来的商品卖给谁的问题。而中国高投资低消费的经济模式,遇到的另一个大挑战就是,出口面临着欧美的围追堵截,这就倒逼中国必须要朝着内需导向型经济体转型。

高投资的经济模式的前提条件是:在较长的时间维度内,市场供给和需求基本平衡,所以产出的东西可以实现其市场价值。但消费降级,内需不足,就意味着需要更多依赖欧美经济体的进口,但现在,欧美关税壁垒越来越高,商品一旦卖不出去,就意味着没有市场价值,那么生产要素再高,投资再高,只会意味着资源耗散越大。

美国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美国厉害的地方不仅在于高消费带来的发明创造,还有能够把这些发明创造变成大批量生产的商品的资本。

当中国的经济因为高投资变得越来越接近世界前沿的时候,也的确需要让人们从工厂车间里走出来去消费。因为只有一个充分的消费市场,才能够给企业家提供指路明灯,告诉他们应该向哪个方向努力,消费者的买单才是发明创造技术得以完成商业化的最终保障。

看看美国,不仅国内消费高,发明创造也是最高的,而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完美的互补。

中国的问题,恰恰就在于高投资低消费上,如果计划部门连市场需求都不知道,自然也很难指导科研人员搞开发,集中力量办大事,应该仅限于几个有限的行业。在一个更大的市场里,最终还是需要让市场来试错以及消费者买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最大作用,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两极分化,消费降级的背后,居民收入不足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中国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仅仅只有45%左右,这一数字严重低于日美的75%,甚至低于印度的80%。居民收入偏低,意味着收入分配存在着严重失衡。所谓“国进民退”就是这种现实反映。

根据北师大的研究,2019年中国月均收入5000以上的人口只有7000万,放在全国14亿人口的大基数之下,可以说真正具备消费能力的人,只有那么固定的一波群体:5%。

基尼系数也能够反映这一点,中国基尼系数自1997年以来几乎一直在扩大,至2009年已经达到0.49,随后稍有回落,2016年末为0.47,到了2022年,这个数字依然是0.47。至于北大、西南财大等研究小组做的统计则显示,中国基尼系数远远高于0.47。那么,基尼系数0.47什么概念?如果跟经合组织成员国比,中国基尼系数排在倒数第三,仅小于南非和哥斯达黎加。

过去曾反复强调刺激消费、建立消费社会、不要储蓄那么多、鼓励服务业、发展制造业、刺激消费,这些在人均GDP1.2万美元的经济体,要实现这些仍然不太现实。于此,消费降级也成为了必然。

消费来自一个人的收入,哪怕有信用卡分期、白条花呗、租房分期这些各种形式的刺激,花出去的钱终究还是要还的。

在人们收入不见涨、社会保障体系薄弱、房价下跌的情况下,如何有长久的消费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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