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2024年8月4日在旧金山去世，享年98岁（虚岁）。李政道在我心目中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大师，真正的天才。他学识高深，人品高洁，襟怀坦荡，正直厚道。关于李政道，有一件事情是怎么都绕不开的，那就是他和杨振宁的公案，两人合作，并与1957年共同获得诺贝尔奖，但是在1962年分手，之后更是决裂，交恶，直至老死不相往来。
1、核心事件
这其中的恩恩怨怨到底是怎样的？让我们顺着时间轴来看看李杨之争的几个核心事件：
1.1952年，两个人在两篇论文署名排序上有分歧。
2.1956年，发表《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奖。
3.1962年，物理学家伯恩斯坦（Bernstein）在《纽约客》发表《宇称的问题》（"A Question of Parity"）。
4.1982年，杨振宁出版60周年论文选集。
5.1986年，李政道出版60周年论文选集，加入《破缺的宇称》（Broken Parity）和《往事回忆》（Reminiscences）两篇文章。
6.2002年，江才健出版《杨振宁传》。
7.2003年，李政道答《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反驳《杨振宁传》不实之处。
8.2010年，季承出版《李政道传》。
9.2010年，杨振宁发表题为“关于季承的《李政道传》及《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的文章，反驳《李政道传》的相关事实。
1952年，当李杨都还在普林斯顿高等物理研究院的时候，他们合作发表了两篇论文，总标题是《状态方程和相变的统计理论》，第一篇《凝聚理论》，杨振宁署名在前，第二篇《格气和伊辛模型》，李政道署名在前。
在发表第一篇论文的时候，杨振宁提出他比李政道大四岁，要求把名字写在前面，李政道认为这篇他的贡献更大应该署名在前，他虽然心里不舒服，但还是勉强同意，但是在第二篇的时候，他给杨看了国际惯例，按姓的第一个字母排序，要求排在前面，杨同意了。但根据杨振宁的叙述，他认为两篇都是他领衔写的，名字本应在前，为了提携李，本来准备都让李署名在前，后来部分地接受了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的忠告，决定其中一篇论文杨署名在前。
因为这次合作两个人产生了裂痕，李停止了合作。
1955年，李认为杨和Mills的文章《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的出发点完全错误，杨表示同意，李杨再度合作写了一篇否定《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出发点的文章，在《物理评论》上发表。
1956年，李杨在《物理评论》上发表获诺奖的《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的论文。李政道署名在前。那个时候，在诺奖通知以及所有媒体的报道中，两人的姓名次序都是与他们得奖论文上的署名一样，李政道在先，杨振宁在后。但在1957年参加诺贝尔奖典礼的时候，杨振宁突然要求他先出场，理由还是他年长。李政道对此感到大为惊讶，不同意这么做。但是，杨振宁又去求李政道的夫人，李政道夫人说，假如为这件事闹出笑话，让外国人看不起，太丢脸。这样李政道才勉强同意了杨振宁的要求。于是，李政道向诺奖委员会提出了改变领奖次序等的请求。委员会尊重李政道的请求，做出了改变。结果就是杨第一个出场领奖，晚宴也是杜致礼第一个挽着国王的手出场。
1962年《纽约客》刊出《宇称的问题》是导致两个人分手的直接原因。两个人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五年后，物理学家伯恩斯坦撰文记录两个人的合作和友谊，以及获诺贝尔的经历。文章发表前伯恩斯坦给两个都看了初稿，李觉得没有问题，但杨不满意，提出标题和宣布诺贝尔奖时都要把他的名字写在前面，甚至他太太名字也要写在李的夫人名字前面，因为年长一岁。李认为很无聊，加上1952年合作的裂痕和颁奖典礼杨的过分要求，李决定不再合作，当时杨情绪激动，开始哭泣，表示很想和李继续合作。李感到尴尬，和他长谈了许久，但之后两个人不再有合作。
之后的几次事件从4到9，从杨振宁1982发表论文选集，到李政道1986年发表论文选集，从2003年的《杨振宁传》，到2010年的《李政道传》，最核心的争论都是“当年获诺贝尔奖的论文的突破性思想，即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这一思想的突破，是谁第一个提出来的？”
杨振宁的版本，这个突破思想是他在1956年五月初和李政道会面时提出来的，在《杨振宁传》中，他是这样描述的：
“4月底或5月初的一天，我驱车前往哥伦比亚作每周例行的拜访。我把李政道从他的办公室接出来，上了车。我们很难找到泊车的空位。后来，我把车泊在百老汇大街和125街的转角处。那是午饭时分，但附近的饭馆尚未开门营业。于是我们就到左近的“白玫瑰”咖啡馆，在那里继续讨论。稍后，我们在“上海餐馆”（据我回忆，是这间餐馆，但李政道说他记得是“天津餐馆”）吃午饭。我们的讨论集中在θ-τ之谜上面。在一个节骨眼上，我想到了，应该把产生过程的对称性同衰变过程分离开来。于是，如果人们假设宇称只在强作用中守恒，在弱作用中则不然，那么，θ和τ是同一粒子且自旋、宇称为0-（这一点是由强作用推断出的）的结论就不会遇到困难。这种分离对反应链（1）、（2）有特别的意义。李政道先是反对这种观点。我力图说服他，因为这种想法可以通过（1）、（2）两个反应中可能存在的上－下不对称性而加以检验，它就更有吸引力了。后来，他同意了我的意见。”
而李政道给出的版本是，这个突破思想是1956年四月初，他在和同事斯坦伯格的谈话中忽生灵感产生的。在答记者问里，他是这样描述杨振宁提到的那个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