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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真相】从资本家到右派李康年真话代价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

在1957年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派运动中,一批民族资本家被打成大右派。其中,上海鸿兴织造厂董事长、中国钟表厂董事长兼总经理、萃众织造厂经理李康年,成为全国工商联的十大右派之一。

今天,我就根据萧小红的文章《赎买二十年与资产阶级身份》等资料,谈一谈李康年是怎么被中共打成大右派的。

民族资本家李康年

李康年,又名李良康,1898年出生在浙江省鄞县的一个文人家庭,他的父亲李国盘是清末的贡生,即秀才中的成绩优异者。在父亲的严格管教下,李康年从小就打下较好的古文和书法基础。

李康年14岁高小毕业,17岁至24岁在家乡宁波习商,先当学徒,后在各商号历任文书、会计主任、秘书、经理等。27岁到上海,在爱国实业家方液仙独资创办的中国化学工业社工作,历任文书、总务科长兼济兴银行经理。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李康年写下座右铭:“忍令上国衣冠沦为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表达矢志抗日的决心。

1932年,为抵制日货,李康年与九家国货厂联系,组成“九厂国货临时联合商场”,于“九一八”事件一周年纪念日开业。

之后,他起草了一份筹设“中国国货公司”的计划书,得到方液仙等知名实业家支持,筹得10万元资金,并租到南京东路353号的门面,取店名为“上海中国国货公司”,1933年2月开业。方液仙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实际事务主要由副经理李康年打理。

据李康年自述,“参加国货公司的商家最初是九家,很快增加到三十多家,半年后达五百多家,一年后增加到二千多家。”

1937年侵华日军占领上海后,方液仙拒绝出任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实业部长,于1940年被暗杀。之后,李康年成为上海中国国货公司的负责人。

李康年还分别于1938年、1940年、1941年创办了三家很有影响力的公司:萃众毛巾厂、中国钟厂、鸿兴袜厂。因经营有方,三家公司的主打产品——“钟牌414毛巾”、“三五牌闹钟”、“狗头牌袜子”,都是当时的名牌产品。

1949年中共建政后,李康年成为中共上海市委的统战对象。

他先后担任上海市、黄埔区两级政协委员和工商联执委等;1952年加入民主建国会,后成为民建上海市委委员;1954、1956年被选为上海市第一届、第二届市、区两级人大代表

李康年的建议书

1956年,中共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决定对公私合营企业里的私人股本采取赎买政策。

同年,中共清产核资后确认的私人股本是22亿元。中共提出,政府将以一年5%的定息赎买公私合营企业里的私人股本,发放定息的年限从1956年起七年不变;如七年后私营工商业者生活上还有困难,可延续一段时间。

中共将拿定息的人认定为“资产阶级”。在公私合营企业中,重大问题都是中共干部说了算,资产阶级是受歧视的。

1957年1月8日,在上海市第二届人代会第一次会议上,李康年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定息的建议书”。其中谈到,既然政府提出以一年5%的定息赎买私人股本,从1956年算起,赎买期应该是20年,而不是7年。

李康年的建议是:由政府发行“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发行额定为22亿元人民币(1956年、1957年的定息已发放,扣除),于1958年1月开始发行,分18年兑现,每一季度兑现2750万元,每年11,000万元,到1975年第四季度全部兑现;在完成“赎买”后,公私合营企业一律改为国营,私方人员即变为公家职位。

李康年认为,在公私合营企业内,拿定息的人已不是资本家,希望政府取消他们的“资产阶级”身份。

李康年的建议,先是在上海市人大会、民建上海市委、上海市工商联内部讨论,后被发表在上海《新闻日报》上征求公众意见;再后来,被上海民建市委提交给民建中央,再由民建中央分发给17省市做专题讨论。

195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个“赎买20年建议”,供全社会讨论。

时任中央私营企业局副局长千家驹认为,李的主张“是消极性的表现,想一辈子吃剥削饭”。李的错误在于“把赎买视为国家欠了资本家一笔债,非还不可”。

6月6日,李康年在《人民日报》发表《重申赎买二十年的主张》,对千家驹的观点进行反驳。

他说:“我今年60岁了,难道我一定能活到80岁吗?孩子们多已大学毕业做医生了,他们也不会要的,况且我的定息每月不过二三百元,目前都已买公债了,我的家境也不很困难,何必要计较这些呢?千家驹认为我想一辈子吃剥削饭未免武断。”

他还认为,千家驹把财产赎买与对资本家的改造等同起来,是混淆了政策;“赎买应从定息起付之日算起”,而不应该像千家驹所说的从1949年算起。

他还特别谈到他的建议的依据,是1955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

现在回过头来看李康年发表的文章,可以说是有理有据,没有任何极端言辞。

被打成大右派

李康年的建议发表后,虽然反对的人不少,但是,许多中小工商业者赞成他的意见,认为他的建议实事求是,是“真正代表了工商界的利益”。

从实际情况看,李康年提出的问题有相当的普遍性。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私营工商业多达几万家,80%以上都是中小企业。此外,大多数工厂或商店资金微薄,股东多至几十、几百甚至上千人的公司比比皆是。

如李康年所在的中国钟厂,1954年公私合营时,资本总数36万元,股东总数754户,平均每户资本仅477元。李康年应是第一大股东,资本也仅2万元。中小股东为数众多,所持股票常分散多处,定息数额有限且领取手续繁琐,这是李康年要求银行统一支付赎买存单的理由之一。

但是,到了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在内部发出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反右运动正式开启。

李康年的主述言论,被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言论。

1957年5月,当赞成和反对李康年观点的双方激烈辩论时,毛泽东跟他的秘书林克私下评论说,“工商界最先神气……资产阶级唯利是图、争名夺利的本质也有所暴露,像定息二十年,自1956年算起是一种典型。”

毛虽然提出对私人股本进行“赎买”,甚至表示要“赎买到底”,但毛不是按价值规律办事,而是要在政治上消灭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剥夺资产阶级。

李康年却是用商人的头脑在想问题。他希望中共按照契约原则处理国家与私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并解脱由定息蕴涵的阶级关系的束缚,获得平等的公民身份。

李康年的想法与毛泽东的想法,可谓南辕北辙。

李康年被打成全国工商联的十大右派之一。他从公私合营萃众毛巾厂的总经理降成总务科长,工资从400多元跌至80多元。再后来,他的全部职务被取消,被勒令在上海的工厂“劳动改造”。

到1958年,上海工商界,包括李康年和他的外甥林炳炜在内,共打了2704个右派。

李康年的二子是外交部的医生,四子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工作。他是宁波人,普通话讲得不好,只好由二子、四子替他在会上读材料。他的二子、四子也因此被打成“右派”。最小的儿子被扣上“组织反革命”的罪名,被劳改。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李康年家里经济来源靠他的长子。他的长子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科,1949年前就到美国做了医生,经常经香港,通过中国钟厂老板的路子寄钱到上海。

1964年,李康年因中风在上海去世。

毛泽东曾向工商界人士承诺,中共对私人企业的赎买是真正的赎买,不是欺骗,“要赎买就赎买到底,不要半赎买,半没收”。事实上,中共的做法就是半赎买,半没收。

1950年代曾担任过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薛暮桥,曾间接承认,中共搞的公私合营,是对广大工商业者经济剥夺。他指出,“实行5%的定息后,原企业主的收入大大减少”,其次,定息从1956年到1966年,“一共领了十年,仅为原股份的50%”。这个数字与李康年建议书的计算几乎完全重合。

也就是说,李康年的建议书,不过是向中共讲了真话而已。但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共,把李康年的建议,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对党的猖狂进攻。对于李康年这样的民族资本家,必须政治上打倒,经济上搞垮。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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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真相》节目组制作

责任编辑: 吴量  来源: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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