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斗右派份子的大会。（网络图片）
我的父亲在我三岁的时候被打成右派份子的。
据妈妈说，反右运动时幼儿园里很多小朋友整天对着我喊，“旭旭的爸爸是右派，旭旭的爸爸是右派。”于是，我就挥舞着小拳头大声对着喊：“我爸爸不是右派，我爸爸不是右派。”
到了上小学时，我的梦中时常会出现一片蔚蓝色的天空，天空如大海，清澈透明，映出自由飞翔的银色海鸥，和引吭高歌的金色黄鹂，一首悠扬的曲儿唱出满天的星斗，柔美如鲜花怒放，铿锵似钟鼓齐鸣。一次写作文时我不经意流露出我想长大后驾着飞机翱翔在祖国的蓝天，然而，由于父亲是右派份子，学校少先队辅导员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知道什么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一个人要有自知之明，再不要异想天开了，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如何真正的脱胎换骨，怎样与你父亲彻底划清界限。”此话像一瓢冰凉刺骨的冷水劈头盖脸泼洒在了我的头上，让我稚嫩的身体在寒风中打了个激灵。那年“六一”儿童节上，我果然就成了班上少数几个没有戴上红领巾的小学生之一。这件事情对我打击很大，它给我幼小的心灵早早地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阴影，让我平生第一次遇到了人生的坎坷，使我早早地体验到了封建王朝株连九族政策的严酷。那时候，很多同学故意在我跟前冒着怪声唱：“右派，右派，是个老妖怪……”，此时的我已没有了辩解，也没了抗争，可我的心在颤抖，“右派”两个字像一把尖刀深深扎在我的心里，让我流泪，使心滴血。
那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灰蒙蒙的天空像扯裂了底的破筛子淅淅沥沥地连续下了几天小雨。一天中午，姐姐踉踉跄跄披散着被雨打湿的头发从学校跑了回来，一进门她冲进里屋扑在被子上放声大哭了起来，妈妈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站在被姐姐反扣的门外哭喊着，可姐姐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止了哭声，哽咽着将门打了开来。原来，这天姐姐到学校去后，班上的红五类同学把他们这些黑五类狗崽子赶到教室的墙角，狗崽子们低着头，红五类们则一边跺着脚，一边大声唱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一边唱，一边将墨水朝狗崽子们身上泼去。唱完歌，红五类们让满身满脸流着黑红墨水的黑五类同学表态与家庭一刀两断，可姐姐生性倔强，瞪着眼始终不说要与父亲划清界限。这下可不得了，激怒了的红五类像一群发了疯的狮子扑上来揪着她的头发又打又骂，发泄了一阵怒气后将她连踢带搡轰出教室门外。妈妈一边默默地听着姐姐的诉说，一边将姐姐的湿衣服扒下来，把自己身上的衣服套在姐姐的身上，妈妈的两条胳膊紧紧地将浑身哆嗦的姐姐搂在怀里，她的脸贴在姐姐发青的面颊上，泪水如泉涌般狂泻在姐姐的脸上。
快初中毕业时，我随父亲在大年三十那天一同被遣送到了农村。到了这里我才知道，农村的地富子女除了和我们一样不许入团、入党、参军、招工之外，处境竟和他们的地主富农的祖辈完全一样。“磨子不转打驴子，生产不上斗分子。”很多农村由于没有了地富分子，地富家庭的子女就成了斗争对象。有一个地主的儿子建政时才是个15岁的中学生，因为他父母建政后早早去世，村里少了斗争对象，抓革命促生产时，他的头上顶着高帽子、脖子上挂着地主分子的牌子，弯着腰让那些贫下中农唾沫飞溅地进行谩骂批判，而当时为了促进农业学大寨对他进行斗争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竟然是他中学时的一个同桌同学，而这个同学在旧社会能上学又是得到了那个死了的老地主慷慨资助。这个地主儿子一直打着光棍，40岁刚过的人那时腰已驼了，眼神呆滞无光，每天低着头在队里干最脏最累的活，脸上的皱纹看上去足有60多岁。
我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是一个下等的人了。招工的来后一问我父亲是右派份子，没有一个单位敢接受我。公社每年征兵，我更是望而生畏不敢有丝毫奢求，只能和农民一起默默地劳动，凭自己的毅力在煤油灯下发愤学习。林彪事件后，国内形势暂时缓和，好不容易公社推荐我报考了大学，虽然成绩是全自治州第二名，可张铁生的一封信我又被刷了下来。记得公社推荐我去考大学的时候，我感觉天空格外辽阔湛蓝，我像一只从笼子里逃出的小鸟，呼吸着山野清新的花香，聆听着小溪潺潺的流水，一口气翻过两架大山跑到州上去考试的。现在想起来我当时还是幸运的，因为农村里有那么多五类分子子女连参加考试的机会都是没有的。
有个富农的儿子，口齿伶俐，面目清秀，学习是公社中学高中班的尖子，又写着一笔好字，他就根本没有考试的资格，可这个富农儿子被一个贫下中农出身的女同学爱上了。当时的人们感到这个姑娘真傻，不可思议。学校的老师就轮番给那个女同学做工作，女同学后来嫁给了一个复转军人，富农儿子于是就与一个弱智女人成了家，老老实实去生产队劳动。有一次我在路上见了他，他穿着一件破烂的黑棉袄，腰上扎着条草绳，见了我好像气短了半截，愣在那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我想，这个社会真能磨人，短短几年时间生活已将他完全改造成了一块不苟言笑的土木疙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