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本：当我去中国时，特别是最近几年，我的朋友和家人有时会问，你确定吗？确定要这样做？你不担心会出什么事吗？我总是说，最坏的情况就是我会被赶出这个国家。
如今，这件事果然发生了。
从中国的座上宾到被踢出中国，对于在吉林大学任教九年的德国人杜本（Björn Alexander Düben）来说，一切来得很突然。
杜本：我的教学突然被中断了。所有课程被一天天取消。我被通知说，我必须提出辞职。不仅如此，我还得在两个星期内离开中国。
这是一场不可能打赢的斗争
这场风波的导火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2024年5月初，杜本收到美国之音驻欧洲特约记者发出的一封电子邮件，请他就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出访欧洲发表评论。
7日，他从长春回复了这封电子邮件。11日，报道在美国之音网站上刊出。然后，他的麻烦就来了。
杜本：美国之音报道发表的第二天，我当时在北京，我接到学院老师发来的信息。他们说，有人通知他们有这样一篇报道。他们想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美国之音是怎么联系上我的。在那一刻，我就预见到可能会有后果。不过我必须承认，我没想到这个后果会来得这么突然，这么严重。
杜本至今不知道，究竟是他的哪句话触动了中共当局的神经。这篇名为《习近平访欧结束成果几何？》的报道引述他的话说，“在美国与欧盟之间打入一个楔子，毫无疑问是北京的长期基本目标之一，也可能是习近平亲自出访的原因之一”。他还表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16+1合作“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失败的项目”。
在杜本看来，这些都算不上什么出格言论。
杜本：我经常发表批评性言论，或者可以被解读为针对不同政府的批评言论，不论是中国政府还是西方政府的。我并不觉得这次发表的评论比以往更严厉。
但显然，在中国当下的政治环境里，他的这番言行是不被容忍的。
杜本：当我第一次被告知必须结束吉林大学的工作，必须离开中国时，是一位同事向我传达的这个消息。
他们派了一个我非常熟悉的同事来当信使，告诉我这个决定。他看起来很不自在，但是不得不执行这个任务。
他说，他不能告诉我具体原因，但是这与我的学院、我们系的老师无关。这也不是吉林大学的决定，而是更高级别的部门决定的。
我的同事告诉我，理论上我有两个选择：要么自己写一封辞职信，要么可能要走一种很不愉快的程序——涉及到某种形式的纪律听证、纪律委员会。老实说，这根本算不上什么选择。
半小时后，学院党委书记和一名行政人员找到他，向他确认了这个决定。
杜本：他们说，我们没办法，吉林大学也没办法。这不是学校的决定，而是由更高层决定的。当然，他们也可能是在推卸责任，但我觉得不像，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我非常确定的是，不管法律怎么规定，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打赢这场斗争。所以实际上我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交出辞呈。他们想让我赶紧交出来。他们说，你能不能今天就交？我推到了第二天。
杜本不想辞职，可是他知道如果在这个时候和当局找麻烦的话，情况可能会更糟。
杜本：在这样一个体制里，没人知道可能发生什么。我只知道，无论我做什么都无法改变我的处境。他们已经做了明确的决定——我必须离开。
杜本持有中国政府为高级外籍人员颁发的“中国人才签证”（R-签证），有效期至2033年。但是校方告诉他，他必须在5月30前离开中国，没有商量的余地。
交上辞呈后，上级领导没有再和他联络，自然也没有为他举行任何送别仪式，杜本九年的中国教书生涯就这么被画上了句点。
美国之音向吉林大学相关部门提出评论请求，但截至本期节目制作完成前未得到任何回复。
在共产党手下，风险永远存在
再次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是杜本告别中国一个月，回到故乡德国后。他也清楚，相比其他在中国因言获罪的人，自己已经足够幸运。
杜本：我是德国人这件事本身就有帮助，考虑到中国还是非常希望和德国保持积极的关系。如果你是华裔，你的风险会更高。即使你持有其他国家的护照，中共当局仍然可能对你另眼相看。我们知道很多持外国护照的华裔被逮捕的案例，甚至有时会把他们拘留很长时间。
最终，我能够从这场风波中全身而退，我知道这是一种巨大的特权。我的中国同事却没有这种特权。如果他们处于这样的境地，他们会失去工作，甚至可能会更糟。
被迫离开中国这件事并非完全出乎杜本的意料。作为一名政策分析学者，他相当清楚在共产党手下工作的风险。
杜本：我一直都清楚类似这样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我一直在写文章，以某种形式批评中国的政策。这种事情在中国永远都可能会有后果。
被迫结束工作，离开中国这件事本身并没有让我感到特别惊讶。我所惊讶的是，这一切发生的如此突然，如此冲动。
我想如果我处在中共当局的位置上，我会用更加优雅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而不是就这么突然地取消我的课程，让包括我的学生在内的所有人都看到，我因为几天前的一篇报道被开除了。
这种行为看起来出奇的莽撞，也很不专业。当然，我还是感到难过，因为我必须离开中国，而且很可能是永久地离开。
中国是民主国家吗？
杜本1982年生于德国，先后在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学位，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
他曾在欧洲多个非政府组织工作、执教于英国的大学，也在北京大学做过访问学者。2015年，吉林大学外交学院国际关系所的一纸聘书让他搬到长春。
杜本：我长期以来一直研究中俄关系。过去，我对两国关系中俄罗斯这一方比较熟悉。对我来说，更深入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同样至关重要。中国正越发影响着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命运，但是人们对中国的了解仍然少得惊人。
原本，杜本没打算在中国呆那么久，但他喜欢他的工作，也很喜欢他的中国学生。
杜本：我的中国学生们大都热衷于学业，他们充满好奇心，当然也非常勤奋。他们还很有礼貌。
这些学生也并非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被禁锢在封闭的防火长城内，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
杜本：他们经常使用VPN，我不确定是不是每个学生都会这样做。但是每当我问起时，他们都会说，对啊，我们知道怎么用。
我记得有一位学生，我认识她好几年了，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学生，对外界发生的事情非常感兴趣。她告诉我，当她第一次听说天安门事件时，她有多么震惊。
传道授业解惑之外，打破中国学生的信息茧房，也让杜本颇有成就感。在吉林大学，他开创了一种讲座和研讨并行的互动教学模式，鼓励学生们参与讨论，尽情发问。但有时，这也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尴尬局面。
杜本：比如有的学生会问，中国是民主国家吗？这当然就变得有点棘手。你要给出一个真实的答案，同时又不会引起周围人的警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