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饭碗不稳！“外地女孩”遮挡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观＊阿波罗新闻网

屋子里有一只蚂蚁和一只大象，你会看到哪一个？

我说是蚂蚁。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饿死在出租屋的外地女孩”，就是这样一只蚂蚁。

那篇《一个外地女孩，死在了我出租的公寓》火了之后，引发不少质疑，然后就看不到了。有嗤之以鼻说是“咪蒙体”贩卖情绪的，我对咪蒙也不熟，不知道怎回事。也有批评作者是“喝人血馒头”，还有直斥作者编造的。我觉得很纳闷，一篇文章而已，怎就引发了那么大的恶意？

后来作者发声明说是读者投稿的，删除是应警方要求。又是一波口诛笔伐。“警方不会有这样的要求”之类的言之凿凿，仿佛坐实了作者心虚。我觉得这样的恶意揣测挺可笑的，这作者就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也不敢编造“警方要求”作为自行删稿的理由。

果然，警方很快就大大方方地回应了——确有其事。警方的操作没问题，无需遮遮掩掩。在调查非正常事件的过程中，因办案需要，警方与媒体协商，希望媒体“保持静默”配合查案，是法治国家普遍存在的常规操作。

那些脑补“警方不会有这种要求”以证作者作伪心虚的，顾左右而言他，一个道歉的也没有。口口声声“捍卫真相”的，却没有面对真相的勇气。

本以为这事也就这样了，等警方给个调查结果就完事。没想到接下去又搞出那么大阵仗。大小媒体扎堆采访，密集报道铺天盖地，对“外地女孩”的人生进行了显微镜级别的审视。大有不能“证伪”誓不收兵的架势。

各路人马正常发挥，有考据“外地女孩”性格问题的，有明示暗示家里重男轻女的，有专攻家庭条件尚可的，还有考据死者真实学历、考编成绩的。终于以“大量”的细节出入,成功“证伪”。

我们的媒体大军以显微手术级的精妙解构技术，雄辩地证明了“外地女孩”之死轻如鸿毛。“外地女孩之死”就是个“意外个案”，作者是“流量猎手”、吃的是“人血馒头”。

总之，死就死了，就不该写。一个非211毕业、家庭条件“尚可”、性格有缺陷、考编未进面试的“外地女孩”，不配受到关注，不配有流量，不配有“情绪爆点”，只配无声无息地死在公众视线之外。

在我看来，细节的出入并没有影响基本的事实——一个考编屡战屡败的失意者，死在了出租屋里。这样的失意者，车载斗量。

这场风波，是一堂生动的新闻伦理课。给出的教训是，如果媒体人不能给出完美事实，就应该选择完美回避。否则，大把的同行会华丽变身福尔摩斯，手持祖传的放大镜，代表“真相”消灭你。

“外地女孩之死”就成了“真相显微镜”下的“意外个案”。蝼蚁之命，遮挡了“屋里的大象”——数百万考公考编大军，争夺一个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的“上岸机会”。这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观。

用“上岸”代指考公，最初是上世纪香港的说法。彼时，香港经济经历了遍地黄金的高速发展期，年轻时“下海”捞金，人到中年拼出了有房有车有股票的中产身价，就考公“上岸”了。理想的配置是拿一份公务员工资，有一两套房子收租，美滋滋。

“上岸”本来是个体完成阶层跃迁的胜利宣言，是奋斗终点的半退休，却成了这边大学生走出校门的第一选择，是一步登天的“宇宙尽头”。这多少有点荒诞的意味。

中国大学生的“上岸”热情，冠绝全球。大学生考公务员意愿的人数比例，美国是3%，“大政府”的法国也只有5.3%，而中国达到了15%以上。另外，还有50%左右的准备进国有企事业单位。也就是说，三分之二的中国大学生选择体制内的“铁饭碗”。虽然民营企业提供了80%的就业岗位，却并不是他们的第一选择。

铁饭碗在中国社会的超常吸引力，扯不上“东亚特色”、“华人文化”。华人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新加坡，有考公意愿的大学生仅2%，比美国还低。公务员地位颇高的日本，2023年全国报考公务员人数仅为1.4万人。而同年在中国，仅“国考”就有250万人报名，竞争3.7万个国家公务员岗位。再加上20万地方公务员岗位的竞争人数，最保守估计，中国的考公大军也要达到1千万以上，与应届毕业生人数相当。

日本人口数量为1.25亿，是中国的十一分之一，日本的考公报名人数只有中国的千分之一。都是东亚国家，都有长期的官僚精英体制，但是两国学子的“考公热情”，天壤之别。

异常高的考公意愿，造成了异常低的“上岸率”。2023年，国考的竞争比按资格审核通过比计算，超过了100：1的大关，实打实的百里挑一。

万般皆下品，唯有“考公”高。读破万卷书，都是为“考公”。这不是“出租屋女孩”的“偶发个案”，而是千万蝼蚁的命运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