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民国三十七年),许多知识分子都面临了一个人生选择:是跟国民党走还是留在中共治下的北平?
梅贻琦校长离开清华大学那天,在学校门口碰到了教授吴泽霖,吴教授问他是不是要走,梅贻琦说:“我一定要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办法保护起来了。”
放弃校长特权
梅贻琦是首批清华招考的留美公费生,也是南开创办人张伯苓的得意门生。他自幼熟读经史,且善背诵。据他同仁回忆,梅贻琦曾说,“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
1931年上任清华校长后,梅贻琦主动放弃校长的诸多特权。电话费、每月两吨煤的费用、免费米面供应、家佣薪水等,本应由学校支付,但他一律自付。在西南联大,他和普通教授一样租住廉价简陋的平房,房间非常狭窄。
梅贻琦写报告、公函都用废纸的反面。他很少用校长专车,基本是安步当车,也绝不允许自己的家人公车私用。他绝不沾公家一分钱的便宜,不在多少,他认为,“这是个观念和制度的问题”。
1949年,岁过花甲的梅贻琦到美国管理清华在美的庚子赔款基金。他给自己定的薪水和庚款资助的在美留学生一样,仅300元,拒绝了民国当局给他的1500元。
1955年11月,梅贻琦从美国回到台湾,开始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及新竹清华大学。他掌握着巨额清华基金,而他在台湾挣的台币,却根本无法照顾家人生活,家里经济非常拮据。
当时他的夫人韩咏华已经62岁了,不得不留在纽约打工,她在衣帽厂做过工,在首饰店站过柜台,还去医院做护理照料过盲童,连续四年她自谋生计。
梅贻琦的生活一直清苦节约,有时连青菜也不买,常常吃白饭拌辣椒。在西南联大外出考察工作时,当地政府款待他,他日记中这样记载:“菜颇好,但馕肉馅者太多,未免靡费耳。”
替夫人站地摊差点迟到
1939年,西南联大有一批学生要毕业,邀请梅贻琦讲最后一课。梅贻琦欣然接受,定好了上课时间。快上课了,一向严谨守时的梅贻琦还没有到。
同学们正在想他会不会有什么意外,教室门突然就开了,气喘吁吁的梅贻琦跑进来,走上讲台,还在大口地喘着气呢。
梅贻琦对下面的同学解释说:“我刚才在街上替我内人的糕点摊守摊,她去进货了。我和她说好了八点有课,她七点半还没回来,我只好丢下摊,就跑来了。不过还好,今天点心卖得特好,有钱挣啊!”
说完,他不好意思地笑了,同学们却禁不住流下了眼泪,个个心里发酸。
1941年7月某天,梅贻琦身在成都,突然接到西南联大来电,请他回昆明参加教育会议。一位航空公司朋友得知后,为他联系了机票。
会议当天,梅贻琦没有回来,学校急坏了,临时准备了一份他不参加会议的议程。可就在开会前20分钟,风尘仆仆的梅贻琦匆匆进了会场,一脸的歉意。
原来,虽然梅贻琦预定了机票,但走之前三天,他突然有了一个乘邮政车的机会,他觉得能给国家省下好几百块钱,就毫不犹豫把机票退掉了。没想到,邮政车半路抛锚,他不得不连夜转车,差点误了会议。
抗战期间,梅贻琦用各种方法保证全校师生不断粮,组成清华服务社,用生产盈余补助清华同仁生活,年终时,还给大家多发了一个月的工资。他自己家却寒酸不已,不得不让夫人摆地摊贴补生活。
韩咏华曾描述:“教授们的月薪,在一九三八,三九年还能够维持三个星期的生活,到后来就只够半个月用的了。不足之处,只好由夫人们去想办法……以后庶务赵世昌先生介绍我做糕点去卖。赵是上海人,教我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由我挎着篮子,步行四十五分钟到‘冠生园’寄卖。月涵(梅贻琦)还不同意我们在办事处操作,只好到住在外面的地质系教授袁复礼太太家去做……有人建议我们把炉子支在冠生园门前现做现卖,我碍于月涵的面子,没肯这样做。”
其夫人卖糕时穿着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但后来人们还是知道了梅校长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
连医药费和丧葬费都自付不起
梅贻琦通常将自己每月的薪水分成三份,一份给父母,一份给弟弟们,一份给妻子和孩子,自己则清贫如洗。韩咏华说,她在家一辈子都没有财政权,“他给多少钱我就过多少钱的日子”。
1948年12月(民国三十七年),许多知识分子都面临着一个人生选择:是跟国民党走还是留在中共治下的北平?
梅贻琦离开清华大学那天,在学校门口碰到了教授吴泽霖。吴教授问他是不是要走,梅贻琦说:“我一定要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办法保护起来了。”
1962年5月19日,73岁的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住院时,他有一个随身携带的手提皮包,住院后一直放在床下一个隐秘处。后来秘书将皮包启封,所有人都口瞪目呆:里面一笔笔清清楚楚地列着清华基金账目,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更令人心酸的是,两袖清风的梅贻琦连医药费和丧葬费都自付不起,后来清华师生通过捐款,才偿还了这笔钱。原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蒋梦麟为其撰碑文,称赞梅贻琦“一生尽瘁学术,垂五十年,对于国家服务之久,贡献之多,于此可见。其学养毅力,尤足为后生学习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