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梅贻琦在1931年12月3日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留下的中国大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正因为有此真知灼见，在其任内，梅贻琦为清华请来了众多的大师，亦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的大师；而在其领导下，清华才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

1967年6月叶企孙被指控为国民党中统派遣潜伏在清华、北大的特务。头戴“反革命分子”高帽，颈挂沉重的牌子，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次次被惨无人道地审问、批斗、凌辱，拳打脚踢。在经历身体与精神的双重非人虐待后，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一度产生幻听，甚至精神失常。由于长期被戴高帽、挂很重的牌子，叶企孙的身体被压弯到90度而无法恢复，因长期跪在地上被批斗，他的双脚肿胀、前列腺肥大、小便失禁…

今年2月24日，是胡适逝世60周年。为此本公号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文章，介绍胡适生命的最后时刻。因病住院，笑口常开1961年2月24日，胡适与友人谈起长寿问题时说：如果一个人能够长命百岁，却必须依靠别人才能生活的话，那还不如自杀。不过到了那时意志已经不清明了，怕又不能自杀了。由此可见...

一、自由散漫的作风我在北京上师大附中的时候，每一年开学教务主任都有一篇成绩报告，说我们今年暑假毕业了多少人，有多少人考上了北京大学，多少人考上了清华大学，多少人考上了南洋交大——就是上海交大。虽然我们是师大附中的，但他连多少人考上师大都不报，大概当时人们心...

这位清华校史上最短命的校长，前后任职仅三个月就被学生赶跑。那个年代，大学的校长不好当，尤其是清华大学的校长，稍有不慎，就会被学生撵得鸡飞狗跳。直到1931年，梅贻琦先生出任清华大学校长，获得一致首肯，才创造了清华最为辉煌的一段历史，至今无人能及。

“文革”初起，侯宝林被打成黑帮，造反派通知要批斗他时，他穿着黑色长袍来到现场，被押上批斗台。造反派喊：“打倒侯宝林！”他应声而倒，趴在地上。造反派斥问他：谁叫你趴下的？侯宝林答：你们不是喊打倒我吗？我是响应你们的口号，自己先倒。

清华大学，已历百年。有些话要说。被一些人称之为清华大学终身校长的梅贻琦，是我的五太姨夫——他的夫人韩咏华是我奶奶韩俊华的五妹。梅贻琦因在1949年前离开当时的北平去了美国，后又创办台湾清华大学，其间，还任过教育部长，所以留在大陆的我们在很长时间一直受其影响——先是我父母，后是我兄...

钱钟书杨绛夫妇最近有些文章说到钱钟书在西南联大的情况，不是很确切。钱钟书在西南联大的经历是很能见出他的个性的。我在收集西南联大的资料时，见过一点这方面的东西。钱钟书1937年从牛津毕业后，又去法国巴黎大学做研究，本想攻读博士学位，但后来放弃了。1938年，...

【抉择】1949年，知识分子面临去与留的两难抉择。5月，以研治古典文学著名的钱基博先生的孪生兄长钱基成，劝钱穆留下来。钱穆问，君治古文辞，看军队渡江的那篇布告，有无大度包容之气象？基成先生不语。而钱穆却从毛泽东的那篇《共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看出了端倪，决意离开大陆，转赴香港。

梅贻琦的游学经历1908年夏，19岁的青年学生梅贻琦于天津南开学堂以第一名成绩毕业。直接保送进入直隶高等学堂（保定）就读。未久，清廷成立游美学务处，学满一年的梅贻琦在师友鼓励下，毅然前往北京报名，欲实现放洋深造之梦。清廷外务部组织的考试在1909年9月16...

抑郁了两天想明白一个道理，真是不能太高看华人科学家的操守和判断力，中共刚刚建国时的海外华人科学家，各领域的专家纷纷放弃优渥的条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得到的是什么？灭顶之灾！发配夹边沟、住牛棚、自杀、折磨死！就是忠于党的吴晗、邓拓、潘汉年之流落到什么样的下场？千人计划的前车之鉴！

民国时期，清华大学的老校长梅贻琦，手握庚子赔款的巨额退款，自己家入不敷出，他却没动过一分半厘。他太太叫卖自制的点心，补贴家用；儿子的眼镜丢了，却没有钱为儿子配一副新眼镜。民国时期高校的校长们，以梅校长为例，公私分得很清，一群可敬可佩的人，他们清贫而富有。

她喜欢看他们跑步，读书，高谈阔论，他们中有一个清瘦的男孩子，沉默寡言。1904年，天津，严氏家塾。她十岁，在城西的严氏女塾念书，喜欢穿素净的长棉袍和厚厚的毛坎肩，把一头长发盘进帽子里，打扮成男孩子的模样。1902年，严氏家塾的创办者严修又创办了严氏女塾，这...

西南联大全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她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与抗日战争相始终，前后只有8年多的历史。但是，短短8年多，西南联大“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碑文中语），培育了众多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人才，所出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所出的人才都要多，创造了中国以至世界教育史上的伟大奇迹，不但成为驰名世界的世界一流大学，而且，虽身处边陲，却引领思想，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绚烂的一页。

1962年5月19日，73岁的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住院时，他有一个随身携带的手提皮包，住院后一直放在床下一个隐秘处。后来秘书将皮包启封，所有人都口瞪目呆：里面一笔笔清清楚楚地列着清华基金账目，除此之外别无他物。更令人心酸的是，两袖清风的梅贻琦连医药费和丧葬费都自付不起，后来清华师生通过捐款，才偿还了这笔钱。

1931年上任清华校长后，梅贻琦主动放弃校长的诸多特权。电话费、每月两吨煤的费用、免费米面供应、家佣薪水等，本应由学校支付，但他一律自付。在西南联大，他和普通教授一样租住廉价简陋的平房，房间非常狭窄。梅贻琦写报告、公函都用废纸的反面。他很少用校长专车，基本是安步当车，也绝不允许自己的家人公车私用。他绝不沾公家一分钱的便宜，不在多少，他认为，“这是个观念和制度的问题”。

抗战期间，蒋介石力排众议，认为教育“不仅在战时，还要看到战后”，拒绝征召适龄大学生和高中生入伍，希望他们继续完成学业，待战后为国家重建出力。受此政策影响，在校中学生，反自1936年的48万余人，暴增至1945年的126万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