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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女人能做清华校长的夫人?我说的是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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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喜欢看他们跑步,读书,高谈阔论,他们中有一个清瘦的男孩子,沉默寡言。

1904年,天津,严氏家塾。

她十岁,在城西的严氏女塾念书,喜欢穿素净的长棉袍和厚厚的毛坎肩,把一头长发盘进帽子里,打扮成男孩子的模样。

1902年,严氏家塾的创办者严修又创办了严氏女塾,这所女塾,被《大公报》称为“女学振兴之起点”。

女塾设在严家的偏院酒坊院中,念书的都是严家的女子,也有几个亲友家的孩子,比如她,就是严家世交好友家的女儿。

女塾和男塾各居院子的一侧,中间的操场是轮流使用的。女孩子们在操场上体育课的时候,就会把通往男生院子的门关上。

这是典型的中国少女的做派,严氏家塾虽开了女性教育的先河,在这儿念书的少女,却仍是羞涩而腼腆,她们小心翼翼地紧闭那扇通往异性的门,同中国几千年来的少女殊无二致。

可她那时只有十岁,没有什么可以挡住一个孩子的好奇心。透过门上的窗,她看到了另一个生气勃勃的世界,与她熟悉的女性世界完全两样。

她喜欢看他们跑步,读书,高谈阔论,他们中有一个清瘦的男孩子,沉默寡言,毫不起眼,可渐渐地,她留意到,其实他才是最不容忽略的那个。当少年们因为某个问题而争执不下时,大家会征询他的意见,只有他的话能平息两方争端,他天生有一种沉稳气度,能叫人信服。

后来,她便知道了,他叫梅贻琦。他是天津本地人,那年十四岁,家中有九姊妹,三年前,他父亲失业了,还染上了鸦片,一家人生活无依,就连玉米面也只能吃到半饥半饱,家境极度清苦。

她的家境要好许多,她的祖上曾在天津开设天成号商行,经营近海运输。曾祖父和祖父均是京官,父亲也有候补道的官职。

他在那样艰难的境况里讨着生活,却能成为严氏家塾里成绩最优良的学生,让她感到惊讶,换作是她,也许做不到。

她留意了他半年。这年底,男塾迁入天津南开区的新校址,从此,严氏家塾正式定名为了南开学堂。

来年年初的时候,严氏女塾也改为严氏女学,设高小、初小两级,并设置国文、英文、日文、数学、理化、史地、音乐、图画各课,这是天津最早的女子小学堂,也是全国最早的女学之一。后来,严家又从日本请来教幼稚教育课的先生,严氏女塾的一部分便演变为幼儿师范,在这里培养出了中国最早的幼儿教育骨干。

男塾搬迁之后,她不用再去关门了,上体育课的时候,她仍习惯性地看那扇院墙上的窗,他们都走了,只留下一个空落落的院子。

她偶尔会想起他,想像他一面帮母亲照顾弟妹一面藉着黄昏的微光温书的样子,想到艰难的生活并没有磨去他对学业的意志,想着想着,她临帖时,笔下的一撇一捺一横一竖也不由写得更认真了。

1904年的冬天,他像一抹淡淡的日光,透过那扇古老的雕花长窗,映照在她心上。

之后的四年,她念了幼师,而他在南开学堂继续求学,他的成绩仍是那样好,四年后,他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保送到了保定高等学堂。

也就是在这一年,美国开始把部分“庚子赔款”作为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费用,于是,他又以第六名的成绩考取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准备去美国东部的伍斯特理工学院,攻读电机工程。

和他一起考取上的还有一个叫徐君陶的学生,他回忆过当时看榜的情形——

“那天,我看到一位同龄学生也在看榜,与周围的人相比,他平静而从容,从他不喜不忧的神色上,全然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直到后来,我在赴美的游轮上又遇见了他,才知道他叫梅贻琦。那时,人们留美都选那些中国人最为熟悉的学校,比如我自己就选麻省理工,可梅贻琦去的却是不为人熟知的伍斯特理工学院,攻读电机工程。他的选择确实与众不同。”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沉稳端方,不折不从,这个十九岁的少年身上已经开始展现出了君子品质。

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君子,像一块沉稳而内敛的白玉,有着温润的光泽,有着端方坚忍的品格。

又过了四年,他从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和他同船回来的还有严范孙先生,大家都去大沽口码头迎接他们,她也去了。

那时,她已从幼师毕业,留在了严氏幼儿园和朝阳观幼儿园工作,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关门的小丫头已经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而他也长高了些,却比以前更瘦了。

她听说,他父亲仍然失业,他在美期间把本来就很少的补贴节省下来,接济拮据的家,她还听说,他本来可以继续攻读硕士,却因为要赡养父母弟妹,决然回了国,可是,当她仰望他的脸,却看不到任何苦难怨恨。

1914年,在大沽口码头的海风里,她站在迎接的人群里踮起脚尖看他,他沉默地微笑,一口洁白的牙齿在阳光下闪烁出美好的光泽,她的心被轻轻撞了一下。

他回国后,去了天津基督教男青年会任干事,而她业余也在女青年会做些工作,他们终于正式认识了。

不久,他去了清华学堂任教,担任物理系主任,教授物理和数学,那一年,他二十六岁。

作为系主任,他很年轻,甚至许多他的学生都比他年长,然而,作为那个时代的男人,他已属大龄,早该结婚生子。于是,许多热心的人开始为他保媒说亲,却被他一一拒绝了,直到年近三十,他终于同意了一桩亲事,介绍人是严范孙先生,对象便是她。

这听起来好像很浪漫:他一直不肯娶,直到有人来介绍她,就好像他是为了她才等待了许多年,可惜并不是,他只是为着他的“孝”,他的兄弟说:“他显然是为了顾虑全家大局而把自我牺牲了”,他一直用自己微薄的薪水供养着整个家庭,没有精力也没有钱再供养另一个家,直到他的弟弟也工作了,家中的困窘得到缓解,他才终于将自己的婚事提上了日程。

可是她呢,她一直到二十六岁都没有嫁。在那个年代,二十六岁实在不是什么青春年纪了,也不知道她是不是一直在等着他。

订婚之前,她的同学听说了,急匆匆地跑过来说:“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

她微微笑道:“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

哪里需要别人来说,她早知他沉默寡言的性格,亦早知他清苦贫寒的家境,可是,对于嫁他,她有坚定的决心。

婚后第一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长女才一岁,次女还怀在腹中时,他取得了去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的机会,于是他赴美两年,她独自生产,抚育两个孩子。等他获得机械工程硕士回国的时候,他们搬入了清华园南院的家。

之前,他们一直租住在别人家狭窄的后院里,离清华很远。为了不迟到,他只能平时住在清华的单身宿舍里,周末回家,现在,他们终于可以团聚在一起了。

他很疼他们的孩子,不过,从不宠溺。比如,吃饭的时候,他会给孩子们一人一小盘荤素搭配的菜,每个人都必须吃完。他用这样的方式教导孩子们不要挑食。孩子们不听话的时候,他从不会生气,而是和颜悦色重申道理,不过,不管他们如何哭闹,他的要求不会改变。

她是学幼儿教育的,可是被淘气的孩子惹急了,她会把他们关起来以示惩戒,甚至有时候还打他们,对此他总是摇头,说:“你忘了你是学什么,做什么工作的呢?”

他和她的教育方式完全不同,结果在孩子们心里,温和的父亲反而比她这个严厉的母亲更有威信,他们都愿意听他的话。

她后来总结道,他就是这样一个人,非常温和,但有坚守的原则和底线。他能成功地领导清华,与他这样的性格密切相关,温和能让他包容种种不同的意见,坚持能让他奠定一间大学的品格,刚柔并济的行事风格让他赢得了师生的一致认可。

他在婚后的第十年成为了清华留美学生处监督,他在任的时候,在华盛顿的学生可以随时来监督处活动、休息,在外州的学生放寒暑假时也回这里休假,甚至很多非清华的留学生也常来。

他把监督处办成了留学生之家。

又过了三年,1931年的冬天,他调任回国,正式成为了清华的校长,时年四十二岁。

他的上任,是清华校史上永远不能忽略的事件,他让清华成为了理工教学和研究重镇,并在中国近代的战乱中保持了清华的安定和发展,让它跻身于世界学术之林。

清华在他的治理下,有了一派蒸蒸日上的新气象。在抗战之前,清华已经成为了中国理工教学与研究的重镇。

他是1962年在台湾去世的。在台湾,他创办了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他的一生都和清华联系在了一起。

“你看戏里的王帽,他穿着龙袍,煞有介事地坐着,好像很威严,很有气派,其实,他是摆给人看的,真正唱戏的可不是他。”

许多年前,人们曾经夸过他治校有方,他脸上并没有骄傲的喜色,就像许多年前他站在留美生公开榜前看自己的名字一样,他只是淡淡说:“就是有一些成绩,也是各系主任领导有方。教授中爱看京戏的大概不少,你看戏里的王帽,他穿着龙袍,煞有介事地坐着,好像很威严,很有气派,其实,他是摆给人看的,真正唱戏的可不是他。”

然而,他“唱”了一台精彩的好戏。

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君子,在中国的诗文里,所有用以形容君子的词都能用在他的身上,他就像一块沉稳而内敛的白玉,有着温润的光泽,玉石虽不似金刚钻般耀眼,却有着端方坚忍的品格,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不贪钱财,不谋私利,不趋炎附势,不结党营私,在艰难困窘中,他仍能成就事业,在政治压力面前,他始终坚守着内心的纯净与自由。

而她是识得他且一早就明白他的,当璞玉还蕴在石中时,她便已知将来会有怎样的光彩。

很多年前,二十六岁的她曾经对劝她的好友说过一句话,她说“我豁出去了”,其实,对于嫁给他,她十分坚决。

她叫韩咏华,很平凡的名字,一如她的人。在民国那些风华绝代的女子里,她是再普通不过的,没有林徽因陆小曼那样惊艳的美貌,也没有张爱玲、苏青那样惊世的才情,如果不是嫁给了梅贻琦,也许根本没人知道她是谁。

她嫁给他的时候,他只不过是清华里普通的老师,他们没有房子,住在租来的小后院里,他每个月的薪水都要给父母寄去三分之一,给三个读大学的弟弟三分之一,而他们的小家只留用剩下的三分之一。作为妻子,她一生都没有掌过家,从来都是他给多少钱,她就花多少钱。

他担任清华留美学生处监督的时候,她跟他一起去了华盛顿,为了节省经费,他把监督处的司机辞了,自己学开车,而她接替了钟点工的活,为大家做饭。

担任校长的时候,他有车,但她没有乘过他的车。他到了昆明后把校长专用的小汽车交给学校公用时,她和孩子们安步当车,走很远的路也毫无怨言。

在西南联大的时候,他向教育部申请补助金,补助联大的学生,可是他家有四个孩子在联大上学,他却不肯让孩子们领补助金,把机会让给更贫穷的学生,她什么也没说,默默地磨好米粉,用银锭形的木模子做成米糕去卖,为了他的校长尊严,她从不说自己是梅夫人,只说自己姓韩。那时候,她挎着一篮子热气腾腾的米糕,走很远的路去卖,她舍不得穿袜子,把脚磨破了,整个腿都肿了,可是她还是笑着,把那糕叫做“定胜糕”,她说这寓意抗战一定会胜利。

她挎着一篮子热气腾腾的米糕,走很远的路去卖,她舍不得穿袜子,把脚磨破了,整个腿都肿了,可是她还是笑着,把那糕叫做“定胜糕”,她说这寓意抗战一定会胜利。(以上皆为网络图片)

她这样的女子,真的是太遥远的一个人了,那些旧式女子所秉承的善良与柔韧,这种旧式爱情的宽容和忠贞,早被那些“新派”的女子们嗤之以鼻丢进了故纸堆。

上天总是公平的,有付出,才有获得,一份感情,总是同甘共苦更圆满。

很多年后,她依然记得,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下班回家的他看着正在院中嬉戏的孩子们安静地微笑。

那时,她正在厨房的窗下准备晚餐,米饭熟了,水汽蒸腾,透过冉冉的白雾,她看到他脸上淡淡的笑容。

他的笑在昆明城无边的暮色中显得温暖无比。

(原文有删节)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岁月满屋梁》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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