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晋绥老区率先实行土地改革。开始还比较温和,后来在康生等人的批评指导下,晋绥土改急遽“左”倾。当时的口号是: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一时间,乱打乱杀地主富农的风气四处蔓延,许多惨绝人寰的悲剧就在这块土地上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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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地处中原,文化积淀深厚。山西兴县蔡家崖,村子前面有蔚汾河流过,南依高崖,土地贫瘠,牛家的院落便坐落在这里。牛氏家族世代都是书香门第,也是山西省赫赫有名的旺族,1885年,一名男婴在牛家呱呱坠地,取名照芝,号友兰。
谁也没有想到,这位牛友兰后来竟然成为晋绥边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进了《毛选》。更令人唏嘘感慨的是,他竟然惨死于他为之奋斗的事业胜利之时,死于他引以为傲的儿子手下。
牛友兰自幼聪慧,以读书为己任。20岁便走出吕梁山区,求学于京师大学堂。1909年,牛友兰24岁,一场大病使他不得不辍学离开京城,回到家乡。
受家族风气影响,牛友兰视读书人积极入世才是正道。回乡后,面对贫穷落后人才匮乏的家乡,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兴办新式教育。
为此,牛友兰四处游历,参观访问各地新学,学习积累了许多办学经验。1925年,牛友兰和朋友刘少白几经周折,办起了兴县中学,这是晋西北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初级中学。在当时无疑是石破天惊的壮举,在黄河两岸引起不小震动。岚县、保德、岢岚、方山、临县、神木、府谷、佳县等地学生,纷纷前来就读。兴县中学先后招收了8个班,培养了近300名学生。至今,当地百姓对牛友兰和刘少白两位先生开办新学堂,还感恩戴德,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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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友兰家自父辈即开始发达,成为兴县首富。辛亥革命后,因兴县远离政治中心,牛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到了抗战前夕,牛家已经拥有五座宅院、一所花园和两千多垧土地。此外,牛家还在县城里开了“复庆永”、“福兴永”等商号。
抗战军兴,牛友兰毁家纾难,支援抗战,可谓竭尽全力。1937年,八路军开赴兴县开辟抗日根据地,后勤供给十分困难。牛友兰毫不犹豫,个人出资,提供了一个团的冬装,又主动将自家的院落让出来,给八路军做了司令部。
牛友兰原在兴县城关开设有一家复庆永商号,乱世之中,只好关门停业。合伙人准备把大批商品搬迁到陕北,另设门市。牛友兰不同意,他说:“国难当头,我们应该拿出物资,支援抗战”。在牛友兰的说服动员下,最后,大家同意拿出一部分物资支援抗战。
这年秋天,贺龙、关向应率领八路军120师挺进晋西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眼看就要入冬了,战士们还穿着草鞋、单衣同日寇作战。牛友兰心里焦急,把复庆永的股东召集起来,与大家商量,把店铺库存的布匹、棉花以及毛巾、袜子、肥皂都拿出来,给战士们换上棉衣,配备了日常用品。
牛友兰的好友刘少白,原来是中共地下党员。这一年,刘少白奉命从太原返回兴县,筹办兴县农民银行。为筹集资金,刘少白来到牛友兰家,简短寒暄之后,说明了来意。牛友兰二话不说,当即拿出2.3万银元,作为银行的运作基金(整个银行基金为3万元)。
晋西北地区交通闭塞,物资奇缺,加上敌人的经济封锁,抗战中期,军民生产生活非常困难。为了解决边区人民物资匮乏的问题,牛友兰又出资一万银元,以复庆永商店为根基,创办了兴县民众产销合作社。合作社分为生产部和营业部,生产部组织群众纺花织布,营业部经销土布、棉花、食盐、煤油等生活用品。
生产部发展势头很好,先是改名蔚汾纺织厂,继而生产规模扩大为晋西北最大的纺织厂,又更名为晋西北纺织厂。纺织厂生产的毛巾、袜子、裹腿等物资直接提供给抗日部队。从建厂开始,牛友兰就担任纺织厂的厂长和经理,但他从未享受过特殊待遇。1941年,行署以牛友兰年事已高为由,派人接替他所担任的纺织厂厂长职务,调任晋西北贸易总局顾问。工厂产权、产品、利润收归政府所有。牛友兰离开工厂时,没有带走公司任何财物,连建厂时投入的一万银元也分文未取。
抗战期间,牛友兰几乎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家产,先后捐资35000块银洋,捐粮两万多公斤,还有大量棉花、布匹、肥皂、毛巾等生活用品。在当地人的记忆里,牛友兰是从传统儒学教育里熏陶出来君子,他平易近人,克勤克俭,言谈举止一副儒雅作派,没有任何恶习。
1942年5月,牛友兰带领15人的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学习,受到延安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延安《解放日报》对牛友兰作了专题报道,赞扬他兴学育人,举办实业,支援抗战,送子参军,在延安引起很大轰动。毛泽东、朱德亲自接见了牛友兰一行。毛泽东握住牛友兰的手,问:“你把孩子们都送到延安来了?”
牛友兰说:“前后送来了11个。”
毛泽东说:“欢迎你们全家参加革命!”会见结束,毛泽东、朱德总司令举行晚宴招待了牛友兰一行。
参观团回到晋西北以后,牛友兰在《抗战日报》上发表观感说:“最使人感动的是延安的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这是共产党领导人民能够取得胜利的保证。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发扬光大,让它在晋西北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这年10月,牛友兰当选为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后来,牛友兰进了《毛选》,成了和李鼎铭、刘少白齐名的开明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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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农历八月初七,牛家双喜临门。27岁的牛友兰喜得贵子,同时传来二伯父三伯父在外相继为官的消息,祖父牛锡瑗闻讯喜极,即送了长孙一个“官”字。牛友兰嫌这个名字太直白,不久就将儿子更名为“荫冠”。牛荫冠同辈兄弟姊妹二十多个,在太原、北京等地读大学的就有十五六人,这在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晋西北地区,显得鹤立鸡群。
牛荫冠和父亲一样,青年时代到北京求学,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是当年清华大学录取的四名山西籍学生中的一个,可谓凤毛麟角。后来因参加地下党,成为清华左派学生社团的领袖人物,无法应付繁重的学习任务,于是改学了经济。“一二、九”运动后,牛荫冠24岁,还有半年才毕业,当时,地下党领导人安子文要他回山西协助薄一波工作,他毅然放弃学业,没有拿到毕业证就离开了清华。
1936年,薄一波推荐牛荫冠担任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总负责人,负责牺盟会的日常工作。1939年底,牛荫冠被列入阎锡山的暗杀名单,他带领总会机关干部躲过暗杀,渡过黄河,绕道陕北,回到兴县晋绥根据地。1940年2月,他被委以重任,担任行署副主任,兼行署党组书记。到了1942年,又被推举为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
牛友兰把国家富强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鼓励和支持儿女们参加革命。他先后将儿子侄子十余人送到延安,长子牛荫冠一直是他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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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9月18日,蔡家崖村召开农民大会,当时的晋绥分局书记、军区政委李井泉到会讲话。他说:要彻底平分土地,就先要斗倒地主阶级。大家提出要斗争牛友兰,我也赞成,牛家过去剥削压迫过这里的农民,并且还剥削过全兴县的老百姓,因此希望推代表到各地去,邀集各地农民派代表来参加。要把地主彻底斗垮,大家不要顾虑,共产党一定给你们撑腰。很多地主和公家人有关系,地主利用公家人、退伍军人给他撑腰,最近李家湾斗一个地主,他女婿是司令部副官处一个会计,要副官处写信给农民取回寄放他岳父家的东西,我们认为这做得不对,东西不能交回。以后不管是任何公家人,或是退伍军人,谁要包庇地主,你们都可以斗争他。
李井泉的讲话有很强的针对性,就是要把牛友兰拿出来斗争。当时,牛荫冠作为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边区贸易局局长,就坐在台上。李井泉是晋绥边区的党政最高领导,他这是借人说事,敲山震虎。这番讲话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李井泉话音刚落,《晋绥日报》即以《群众要求尽速开会,斗争大地主牛友兰》为标题撰文,报道了当日情景。
文中说,到会群众一致认为:要平分土地,首先得彻底斗倒地主。比如该村大地主牛友兰还没斗倒,群众要求最近就开斗牛大会。牛荫冠同志为了拥护群众这一要求,起来向群众检讨自己,说过去的立场站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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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天后,9月26日,蔡家崖召开了“斗牛”大会,对牛友兰进行了残酷批斗。斗争牛友兰之前,李井泉找牛荫冠谈话:“蔡家崖的群众要求召开斗牛大会,你要和牛友兰划清界限,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批斗会开始,牛友兰和一群地主、富农被拉到会场前面,跪在地上,他们跪的地方都铺着一层棱角尖锐的碳渣。
有人见牛荫冠坐在主席台上,要将他推倒站着的地主富农那边。农会主席说:这是咱自家的人,怎么放到那一边?让他和农民坐在一边。闻听此言,牛荫冠“感到极大的温暖和党的亲切,感动得落泪不止”。他压抑着心中的难言之情,眼看着自己的老父亲跪在台下碳渣上,接受群众的批斗。
早就安排好的村民,一个一个跳上主席台,慷慨激昂地列数牛友兰的罪状。斗争会开到高潮,要押着地主富农游街示众,有人将62岁的牛友兰按倒在地,把一根铁丝穿进牛友兰的鼻孔,高声呼喊:牛荫冠,过来,牵着老牛游街!
几十年以后,在场的人还记得当年的情景:牛荫冠神色凝重,木然地接过别人塞在他手中的铁丝。铁丝的那头,是鼓励他走进革命阵营的老父亲,老父亲被五花大绑,佝偻着身躯,背负着天大的冤屈。牛友兰看着牛荫冠接过铁丝,非常吃惊,也很生气,悲怆与绝望涌上心头,千头万绪,无语凝噎,不由得摆了摆头。鼻翼下面的骨头又薄又脆,他这一摆头,鼻翼下面的脆骨就被铁丝拉断了,顿时鲜血直流,淌了一地。
牛荫冠牵着父亲牛友兰的鼻子开步走的时候,会场像哑了一样,异常寂静。父子俩没走多远,群众中就有人打抱不平,冲到牛友兰身边,把捆绑他的绳子解开。一片混乱中,批斗大会不得不宣告结束。众人把老人扶回家中休息。一辈子受人尊重、被乡邻们视为楷模的牛友兰,何尝遭受过这样的奇耻大辱?牛友兰回家之后就开始绝食,好多人都劝老人进食,但谁劝也不起作用。老人在绝食三天之后愤然弃世而去。那一天,恰好是农历八月十五,牛荫冠没有回家,他从此也再也没有回过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