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身体欠佳,情绪低落,非但谢绝了老朋友的餐叙约会,连门生求见也一概婉拒,更没精力写作。多亏中医院朋友开的温补药方,加上老伴儿精心照料,情况居然逐渐好转,精力开始慢慢恢复,又可以出门遛弯,找朋友胡侃了。学生们见我康复,非常高兴,急忙把网上热帖转给我,其中有篇热议“砸锅卖铁”的文章,触动了我的神经。
原来,大家都在半公开讨论同样议题。更有小道消息,说社科院经济所的专家们,对包括“砸锅卖铁”在内的盲目决策,议论纷纷,认为如此蛮干,可能导致国家整体“倾家荡产”。这些本属他们份内工作的讨论和建言,惹怒高层,被扣上“妄议”罪名,招致领导班子整体洗牌,还有所长为此失去人身自由,匪夷所思。
种种怪事,逼迫我非写篇短评不可。
“砸锅卖铁”好,作用又如何?
文章是新加坡《联合早报》一个月前(8月28号)发的消息,说重庆市璧山区政府,正式成立了“砸锅卖铁”工作专班,开始摸底国有资产,准备处理变卖,用于偿还政府债务。尽管《联合早报》是海外著名大外宣,它的消息一般来自官方,但我还是半信半疑,交叉比对若干官媒,发现消息属实,因为类似机构,在其他地方也陆续出现。官媒还说,这是为了落实中央“新政”,预期能改善地方政府财政状况。看来,这个“砸锅卖铁”的“败国行为”(刘军宁语),并非随便说说,而是要动真格了。
“砸锅卖铁”这种事,在百姓的日常生活里,并不稀罕。通常的意思,表示决心很大,不计后果,跟“破釜沉舟”,“豁了出去”,有点类似。也有“倾家荡产”,日子“没法过”的负面含义。谁都知道,一日三餐不可或缺,砸锅之后如何吃饭?怎么生存?无非两条出路:要么再买新锅,继续开伙;要么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各寻生路,没有第三种可能。
既然是中央指示,老关不由想问:莫非高层大佬,真要准备世界大战,“放弃西安以东”(朱成虎少将雷人语)的人口密集地区了吗?如果“准备打仗”属实,谁还关心政府债务?干脆以国家“紧急状况”为由,一笔勾销,或者暂时冻结,等“打完仗再说”,岂不干净利索?
带着上述疑惑,我向体制内当官的学生求解。他的回答是:“关老师,你多虑了。估计跟其它拍脑门决策一样,这个‘砸锅卖铁’的馊主意,也很可能烂尾。首先,杯水车薪,难补巨大亏空;其次,废铜烂铁能卖几个钱?杀鸡取卵,也无法持续;第三,锅砸了,日子怎么过?买新锅哪里找钱?所以,最后只有不了了之。归根结底,还得回到改革开放,寻找摆脱经济危机的根本出路。”对学生的回答,我将信将疑,去找大院的朋友讨论,试图寻找更满意的答案。
老师们有四种看法,有点新颖,好像网上还没见人议论,不妨罗列出来,请大家看看,有没有道理。
首先,目前政府有什么“锅”能砸,什么“铁”能卖?情况差别很大。从各地实际动作看,能变卖的东西包括三大类:一是出让政府名下的国企股份;二是出卖出租政府闲置的房产设备;三是外包特许经营权(例如开矿权和能收费的服务项目,大型场馆等等)。
其次,就算对上述三类资源出卖或出租,可以雷厉风行,能否解决政府入不敷出的财政困境,还是令人生疑。因为目前政府机构臃肿,叠床架屋,冗员庞大,无效开支太多。若无机构改革与精兵简政相配合,单纯指望砸锅卖铁就能走出困境,并不乐观。
第三,变卖或出租政府资源,还涉及到政策与法律问题:凭什么改变原有用途?是否违背原先的法律条文与政策规范?会否会影响政府的行政效率?引发起新的利益冲突与社会矛盾怎么解决?等等。
第四,朱镕基总理任内,曾有过大刀阔斧的“国退民进”,把许多经营不善的国有资产,改制成股份化,甚至卖给私人。员工下岗失业的同时,也造就了新生的权贵集团,成为后来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市场化的巨大阻力。
如今要砸锅卖铁,纳税人有权追问:什么锅应该砸,可以砸?卖给谁?怎么定价?是不是应该经过论证咨询,听听专家和民众的意见?众所周知,优质资产,如果明显有利可图,才会有人愿意接手。而属于鸡肋的东西,就算白给,也未必有人接盘。如此以来,会不会导致圈内人捷足先登,先把好资产弄到自己名下,再把烫手山芋让给冤大头?或继续留给国家?按官商勾结现状,这个概率很高,所以当官的学生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已是惯例。一但发现弊端,估计又会出台新禁令,让来势汹汹的“砸锅新政”,变成下一个烂尾工程。
“砸锅卖铁”后,还出什么招儿?
中国地方差异巨大,各地财政状况苦乐不均,很难一刀切。有些地方,肯定会雷厉风行,砸锅卖铁行动快,比较彻底。等到没锅可砸以后,还有什么新花样,能招财进宝,让政府烂摊子继续维持吗?楼上的王教授认为,政府有的是办法。比方说,最近出台的延迟退休,明显就是要多割韭菜,少发福利,让养老金继续向公务员倾斜。让你延迟,就得延迟。反正没法制,没制衡,高层脑门一拍,就能往下推行。已经有人预言,有了第一次延迟退休,就可能有第二次、第三次。
还有,上海试点的所谓“房屋养老金”新招儿,是另一种割韭菜的主意,等于变相房产税,未来成效如何,有待观察。还有一种趋势,就是废止多年的“福利分房”政策,有可能死灰复燃。有专家提出,既然商品房滞销,半价也没人买;另一方面,又有大量困难户,无力购房,于是建议政府介入,廉价收购商品房,出租给困难户,等于房屋公有,政府成为地主和最大房东。另外,河南省开始试点,对农村宅基地征收年费,相当于另一种地税,也是党国开辟财源的方法之一。
顺着王教授话头,我们往下讨论,越分析越害怕,感觉有可能全面倒退到改开前的旧体制。如果联系到可能的战争因素,那么,实施强制性的战时共产主义制度(举国动员体制),不仅有可能性,甚至有必然性。从意识形态抓起,高唱社会主义优越性,强调党管一切,高度集中,全面限制并逐步降低市场经济影响,突出国有制和集体经济的重要性,快速往计划体制回归。有人说,改革开放毕竟四十多年,要退回老路很困难。王教授说,以目前的思维定势和体制固化看,走老路比较符合现领导层(文革青少年)的认知水平。
他说,回首后毛时代,包括邓江胡三朝在内,尽管搞了些不伦不类的改革开放,但都没有肯定过,市场经济是永久性方向,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是对公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咱们何曾听说过,社会主义公有制有啥方向路线错误?哪里树立过”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地位?从来没有!恰恰相反,打压、排斥、损害,侵犯民企的土匪行径,层出不穷。类似消灭大午集团那样的无理剥夺,层出不穷。所以,咱们的市场经济,没理直气壮过;而灭资兴无,化私为公,收归国有,似乎光明正大,理直气壮。
当然,就算按照党国的习惯性思维,往国有制方向靠拢,甚至全面回归,就能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吗?想来想去,感觉虽有一定阻力,但并非没有缓解危机的可能。当然,至少需要下列四项配套措施,才有可能效果明显:第一,大张旗鼓地批判邓江胡和所谓改革派理论家,清算他们以改开为名,走权贵资本主义道路;第二,清退权贵家族藏匿的天量资产,包括追讨已经转移到海外的资产,收缴国库,与百姓共度时艰;第三,调整苦乐不均的薪酬福利制度,回归到改开之前的相对平均,高低差距最多十来倍,而不是如今的几十倍,或上百倍。限制或取消官员特供、高干病房、公车私用、奢侈度假等特权待遇;第四,如实行定量供应,应该参考三年大饥荒时期,领导干部和普通职工的定量标准,大体上平均。
如果做到以上四条,说明还有那么一点社会主义味道,那么恢复相对平均而且公开透明的福利制度,就有民意基础,推行起来相对容易。当然,如果实行战时共产体制,就算上述四条无法做到(或者无法全部做到),愣用暴力强推,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就看你服不服,也能勉强做到,或者部分做到。别看党国体制搞市场化效率很低,但推行暴政的效率,向来很高,比如蔡奇在北京驱逐“低端人口”,就说到做到,立竿见影。
接下来,通过一系列措施,缓解目前非常严重的就业问题,让底层民众,在平均化的低水平上,勉强维持表面稳定,有可能暂时成功。反正咱们民族,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优良传统。比方说,先砍四板斧试试,看看效果如何:
第一斧,恢复改革开放前,由国家给大学毕业生统一分配工作的制度。或者发放失业救济,和基本医疗服务卡,以工代赈,让人人有饭吃,有病能治疗。缺点是效率低,恶化人浮于事,优点是能快速解决青年人生存困境,有利于减少集体自杀,或者报复社会的突发事件;
第二斧,动员毕业生到边疆和基层,给碗饭吃。然后通过层层考核和员工评议,从低到高,逐级推选或提拔。有利于改变由官选官的任人唯亲恶劣风气;
第三斧,精简机构,减少冗员,降低薪酬,鼓励退休或者半休,自谋职业,自己养活自己。让过份庞大的公务员和事业编制,快速瘦身,也有利于减少财政饭的压力。
第四斧,如果农村恢复生产队和集体经济,也许能启动上山下乡2.0版,接收并消化千百万城市青年(包括无业可就的大学毕业生),国家发放生活补贴(或基本底薪),到农村劳动,或参与不脱产的基层管理工作,不至于在城市躺平,继续啃老,或者像宁夏那位大学生一样,活活饿死在出租房内。同时,也有利于改变目前乡村干部家族化与黑社会化的危险状况。
当然,除了以上四板斧,还有另一种规模更大,也许见效更快的引鸩止渴办法,就是放松银根,无锚印钞,滥发纸币,大水漫灌,借新债还旧债的同时,无限膨胀社会购买力,制造虚假繁荣,推动房市、股市、和汇市全面上涨。最近突然出台的万亿量化宽松,意味着“砸锅卖铁”戛然而止。但令人担忧的是,如果只在金融货币领域做文章,而民企和实体经济不见起色,印钞放水的结果,比如稀释全民存款,加速货币贬值。有可能重蹈国民政府金元券变废纸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