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中国通俗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宋梧刚，在1950年春至1955年底都在湘西自治州，先后担任下乡干部、通讯干事和中共区委书记等职。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他将其亲身经历写成传奇通俗作品，反映当年作为通讯干事跟队目睹集体屠杀投诚匪首和匪徒的情况。这位被称为“花匪”的司令，在解放军层层围剿后，所部被打散，因为身怀绝技，只身与解放军周旋了一段时候，最终还是投诚了，并协助解放军找到国军败退时藏匿在山洞的大量武器，立了功，解放军还向他颁发了立功状。之后他和一批匪徒被安排在学习班学习。
宋梧刚是这样写的：
一天，在“在一个金秋刚过，寒风吹起的日子”，学习班举行结业典礼，接着酒会为之饯行，领导举杯祝酒说，明天一早“就要回你们的故乡，你们的岗位了！”
第二天清晨，“迷迷糊糊，已是玫瑰色曙光入室了。我披衣起床，听见汽车声从门前马路轰轰压过。我洗漱未毕，就传来公路吊桥两岸密匝匝的机枪扫射声……”因为担心身怀绝技的匪司令未死，于是由执刑队抛出一束手榴弹。再有本事也该粉身碎骨了。(注7)
像这样的杀戮，当然不会当天贴出判决布告，也不会通知其家属的。
47军向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说到：“有的地方有成批杀的现象，如芷江、辰溪、沅陵几个城市中曾一天杀过三五十人的”。
(四)每天处决。47军定于1951年2月入朝参战。在中共看来，为了确保安全，必须在47军撤离之前消除可能出现的隐患。截至1951年1月15日止，除去此前处决的外，此时尚关押36,583名匪特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注2)，分别在湘西三个专区及所属各县的监狱和临时关押点。放手镇压是从1950年12月中旬开始的。那时各处关押的人会在五万以上。时间紧迫，要处决的任务大，便不得不成批处决和每日处决了。仓促行事，以致有的就杀在空路上，也有没有及时掩埋的。
2012年12月《看历史》杂志载文披露：“1950年12月，金珍彪正在离家不远的佛塔坡古庙里‘集训’。一同关押在这里上千人中，几乎每天都有十多人被处决，地点是金珍彪所在小阁楼对面的那片小森林。”
47军向上级的报告中也写到：“一段时期每天都有枪毙的”。
(五)借刀杀人。我国古代有“充军”之制，百度搜索网上关于“充军”一词的解释是：罚犯人到边远地区从事强迫性的屯种或充实军伍，是轻于死刑、重于“流刑”的一种刑罚，作为死刑代用刑，“刑莫惨如此”。据当年在沅陵县公安局工作的杨先树回忆，上级布置任务时就是说，“找批身体健康、罪恶不大的，准备充军去”。47军撤离湘西时，带去朝鲜前线充军的约7,000人(有说带去的近一万人；后来因前线减员严重，又陆续在湘西筛选了几批，这样充军人数要超过一万——注8)他们虽然身着志愿军军服，但并非正式军人，他们自认有负罪感，是走上“救赎之路”。原47军军长曹里怀将军在《湘西剿匪史稿》定稿座谈会上说：“湘西土匪大多是贫苦农民，逼上梁山的。你们想象不到他们在朝鲜打仗有多勇敢。他们打出了国威。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战死了，很壮烈。我常在梦中念着他们。”(注8)可以说，他们是被当做“炮灰”送到前线的，是共产党借刀杀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文(四)节中说到的金珍彪，是被充军到朝鲜的前土匪，他却是杀敌最多，获得勋章最多的志愿军战士，志愿军总部曾授予他一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称号。可是他在1962年8月复员回到湘西张家界武陵源区故乡小山村时，迎接他的不是英雄礼赞，而是冷漠、戒备、警惕，并被打入“另册”，以致他不得不遁入深山老林，开始了长达数年的野人生活。(注8)
毛泽东提议按比例杀人
1951年2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处决人犯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即千分之零点五，看情形再作决定。随后毛泽东又提出处决人犯的“最高限度，即千分之一点五”。(注1)1950年12月31日47军向上级报告已杀4,688人，即已超过湘西350万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达到千分之一点三三九。而在本文第二部分说到的处决两万人，是指在1950年12月中旬至1951年1月底期间处决的。这个两万数，所占人口比例已经高达千分之五点七一了，大大超过了毛泽东所说的“最高限度”。在1950年12月中旬以前，就进行了处决反革命；在1951年1月31日以后，镇压反革命运动还要继续进行；而且从1951年2月开始，湘西地区陆续开始土地改革，在土改中还会要杀人的。因此这个杀人比例会高得惊人。如果把送到朝鲜前线当“炮灰”的几千人计算在内，这个杀人比例就更高了。正如本文标题所示：这真是惨烈的大屠杀。
湘西在大饥荒中饿死数万人
47军撤离后，又经过近两年时间，在完成土地改革和土改复查后，中共终于宣称彻底消除了绵延几百年的湘西匪患。
可是，湘西老百姓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和空前的浩劫！土地改革，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此处姑且不论。湘西农民在分得土地后，经过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土地所有权一步步被剥夺。紧接着是和全国人民一道，经历三年大饥荒，饿死的人高达几千万！在湘西，以古丈县为例，该县在1958年人口为76,850人，到1961年末，当时流传的说法，饿死的人高达四万多！饿死人的比例超过百分之五十！在春耕时有的村寨的劳动力全部饿死，秧苗无法插下去，公社、大队便组织别的队的人去支援，可是去支援的人，也由于饥饿而倒毙在路上和田边！据《湘西自治州志》说，1959年至1961年古丈县人口只减不增，至1961年底人口减至59,463，减少了17,387人。这当是官方认可的所谓非正常死亡的数字，即使按这个说法，其死亡比例还是高达百分之二十二点一！
随后，湘西人民面临的又是文化大革命的全民性浩劫！
镇反是国共内战的延续
1950年3月，解放军中南军区在部署剿匪的军以上高干会议上明确指出：“匪患问题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是农村中地主阶级与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的结合，抵制征粮、反对减租退押、反对土改的严重问题。”(注2)
由中共湖省委党史委组织编篡的《湘西剿匪》一书中说：“还需指出的是，社会上有‘十万湘西土匪’的说法。其实，所谓十万之众，是指湘西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旧政权武装、封建割据武装、地主武装、会道门和土匪武装之总和。”该书还说：“到了解放前夕，湘西各路股匪的活动，几乎全部具有反共反人民的性质。”
因此，可以说，在湘西剿匪，或者说镇压“反革命”，是国(民党)共(产党)内战的延续。中国共产党在大陆镇压和消灭一切反对力量和反对党，是违反宪政原则的。没有了制衡和制约的力量，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一党专政的独裁体制下的一切倒行逆施得以畅通无阻，从而使中国人民陷入苦难的深渊。
这就是不尽的血泪和无数的生命换来的历史教训！
作者后记
据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主编的《湖南统战回眸》一书记载：1979年初，中共中央下达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指示，湖南有关方面对1950年12月中旬至1951年1月处决的沅陵“和平军官训练班”的279人，进行了审理，平反撤判了其中的193人。至1987年这一落实政策工作结束时，全省共认定起义投诚部队137支，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108支，与党有联系的地方武装45支。认定起义投诚的75,527人，地方武装人员38,940人，共计114,467人。其中省、将级515人，县、校级4,185人。为4万余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其有关政策。其中恢复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公职、重新安排工作或离休、退休的有4,990人。虽然只做到这一步，但可说这只是在胡耀邦主政下的德政。
注1：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载《史学月刊》2006年第1期。
注2：《湘西剿匪》，王中杰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注3：《湘西事变始末》，载《档案时空》2008年第5期。
注4：《山城匪事》，精品文学网。
注5：《新湖南报》1950年12月29日一版。
注6：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主编《湖南统战回眸》。
注7：《宋梧刚自选集》，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注8：《抗美援朝的“另类英雄“》，《看历史》2012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