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源在悉尼做兼职骑手,1小时可以赚140元到188元,邹平在首尔送外卖,时薪96元,郑方形在新加坡兼职外卖员,每小时可以赚到64元。我在深圳送外卖,一小时赚了17.3元。
这是一次职业观察,关于外卖骑手的。对比之下,我看见了世界的参差,也看见了系统与系统之间的惊人差异。
这种差异,不止于收入。在国内,骑手与“超时”“差评”“扣钱”“交通事故”等关键词捆绑在一起,“困在系统里”更成了这份职业的标签。而在齐源、邹平、郑方形的体验里,这是一份被“系统”尊重和保护的职业。
他在悉尼送外卖,时薪是我的10倍
仅一年来,小红书上不断有博主分享自己在海外送外卖的经历,与他们分享健身、海滩、大学校园的口吻一样,送外卖是轻快的,自由的体验。
而从他们的收入来看,这份工作的薪水也相当可观。同样做兼职骑手,齐原在澳洲,我在深圳,他的时薪是我的十倍。
12月中旬,深圳进入一年中最冷的时段,16日白天下了雨,空气冷飕飕的。
这天,我在晚高峰时段骑自行车送了4单外卖,花费1个半小时,赚了28.5元,扣除当日的保险费2.5元,折合下来时薪17.3元。
在西乡做众包骑手的阿隆,16日跑了接近8个小时,赚了300元出头,中午他同时接了10个顺路单,最终两个订单超时,被扣掉了几块钱,“累啊,太贪心了”,他感慨。
阿亮这天在松岗送外卖,“恶劣天气,10个小时,送了36单,赚了300.7元,还有跑下去的必要吗?”他问阿隆。
16日也有赚得多的骑手,小志跑了81单,赚了723.2元,“跑了15个小时熬出来的”,他说。
在系统的日里程榜上,这天排在第一位的骑手,跑了368公里。这个距离是什么概念呢?从深圳出发,开车走高速到汕头,车程340公里左右,要花费4小时20分钟。
“馋馋猫”在送餐途中的自拍。(本人供图)
齐原和“馋馋猫”是在悉尼读书的学生,俩人进入骑手行业均不足半年,常用的外送平台都是Uber,这是当地用户量最大的平台。
悉尼当地的外卖平台为吸引新的骑手,新手补贴极为诱人。“馋馋猫”印象中,最高的奖励金有800澳元,不过这要求骑手第一个月工作超过200个小时。
齐原每周花在送外卖上的时间,大约10多个小时,第一个月他的收入折合人民币大约1万元,这包括了新手奖励金。度过新手期后,他每小时能赚到的钱,稳定在140元左右。这甚至超过当地不少白领工作的时薪。
Uber一次只给骑手派一单或者两个顺路单。为了避免差错,“馋馋猫”一次只接一单,上一单送完,才会接下一单,她做骑手的时薪大约在95元左右。这与她另外两份兼职——收银员与前台,每小时的收入差不多。
郑方形在新加坡做兼职骑手,他骑自行车送外卖,除了赚点外快,还有健身的目的。他晒过某天的收入,工作6.5小时收入80新元,时薪折合人民币64元。
邹平在首尔做了一年的全职骑手,他每天工作8到10个小时,一周休息一天,月收入大约是2.5万元人民币,折合为时薪的话,是96元。
做全职骑手之前,邹平在首尔一家会社做办公室工作,月薪折合人民币1.5万。他在那里工作几年,没有升职,涨薪幅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在首尔读完大学后,邹平在写字楼的求职屡屡碰壁,作为外国人,不管是找工作还是职场升迁,他都很难得到与当地人同等的待遇。
不过,韩国很多蓝领工作待遇丰厚,邹平有个朋友在工地上班,日薪能够拿到1500元人民币。他在格子间看不到希望,便决定去送外卖。他计划在首尔攒下一笔钱后,带着妻子回国生活。
做为全职骑手,平台要与邹平签订劳动合同、购买相应的保险,上个月他韧带受伤在家休息,保险公司会按照他上一月的实际收入,足额赔付他的薪酬。骑手干满一年,外卖平台会多发一个月的工资作为奖励。
邹平认为自己赚的是辛苦钱,就像现在,首尔寒风刺骨,在这样的天气骑着摩托车工作10个小时,滋味很不好受。近几年来,韩国当地的电子工厂陆续迁往越南,大批工人失业,加上大学生毕业后就业困难,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骑手行业。他要保住2.5万月薪的收入水准,就得花费更多的心力和精力。
系统与系统的差距
在送外卖的体验上,郑方形和齐原、“馋馋猫”一样,这是份自由、轻松,令人愉快的工作。毕竟他们做的是兼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生计压力。
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享受了更为平等的职业待遇。
齐原在悉尼送过一单外卖,途中因走错方向耽误了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平台没有做催促性的提醒,而是将送达时间向后顺延了30分钟。即便这单外卖“超时”了,平台也没有给齐原任何惩罚性的提醒。
齐原注册了两个外送平台,大多数时候他在Uber上接单,偶尔在另一个外送平台Padan上接单。两个平台与骑手的关系都是合作模式,而非雇佣关系,骑手可以自主决定工作时间,类似于国内的众包平台。
郑方形在新加坡体验过三个外送平台,一个是本地平台Grab,一个是来自英国的平台Deliveroo,另外一个是PadanFood。他对Deliveroo的印象最好,这个平台的送餐单价更高,关键是“把骑手和顾客放在平等的位置上对待”。
这三个平台在规则设计上,与齐原体验的Uber、Padan差异不大。比如都采取派单机制,骑手没有机会抢单,平台一次给骑手派一单或者两个顺路单任务。在送餐时长上,不对骑手做强制性要求,骑手也不会因“超时”受到任何惩罚。
这让齐原感觉非常放松,“你不用考虑任何东西,接单之后按系统的指引走就没有问题,还非常轻松”。
在郑方形看来,平台在规则设计上“不要求多长时间送达,不让你一次性送好几单”,很大程度上是在为骑手的安全做考虑。
在齐原和郑方形的印象中,他们用的外送平台,都不会用将“扣钱”作为惩罚措施。在Uber平台上,即便顾客因“餐凉了或者汤汁撒了”要求退款,最终的赔偿平台会来承担。
不过在Uber上,顾客的评价对骑手相当重要,如果对方打了差评,这会影响骑手的信誉值。
齐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过差评,他认为这与澳洲的社会文明程度有关。比起国内,当地对服务性职业的包容度更高,“我送外卖时,弄撒过汤汁,找不到门牌耽误了时间,顾客的态度还是很友好。老外大都非常nice,会提前到门口等外卖,你找不到地方,他们也会主动下楼找你”。
这一点“馋馋猫”也体会颇深,她送过一单外卖,两公里的路程她花了半个小时。对顾客来说,等这单外卖的时间要比平时久了许多,对方接餐时非常和善,还给了她一笔小费,“他们的平等概念是比较强的,我做收银员的时候,感受也差不多。”
邹平在韩国最大的外送平台做全职骑手。他的职业体验,与齐原、郑方形的不同之处有两个:
邹平工作的平台为抢单机制,他要赚更多的钱,就要在抢单上花费更多心思,这才能保证一次抢到更多的顺路单。
在首尔,骑手主要以摩托车为交通工具。为了赚到更多的钱,骑手闯红灯、违反交规的情况屡见不鲜。邹平每年购买意外险的费用,是普通机动车司机的3倍。受过两次伤后,他计划明年离开这行。
另外,平台对全职骑手的工作时长有要求,邹平一般选择“早十晚八”。在管理上,平台较为人性化,骑手在工作时段内可以自由安排时间,“要吃饭、休息、上洗手间,调成休息模式就可以”。
除了这两点,邹平在平台的工作体验,与齐原、郑方形差不多——他们在送餐时,没有“超时”的担忧,绝大多数平台对送餐时长不做要求,骑手按照规划路线行进即可;平台不会因投诉或差评,用“扣钱”来惩罚骑手;骑手在接单之后,可以“取消订单”。
我在深圳,如果碰触了以上任何一条线,都会面临扣钱的惩罚。一单白干不说,还可能要倒贴10来块钱。
在正式成为众包骑手之前,我也在线上进行了的十多项培训,其中“惩罚机制”占了一大部分,严苛条款最终导向“扣钱”二字。
假如我送的这单外卖,配送费为6元。如果我超时10秒,平台会扣去2.4元,我只能赚到3.6元。如果我在送到顾客手中之前,点击了送达按钮,那么平台会扣我50元。
如果我在接到订单后的1分钟内取消订单,平台会扣我8块,如果我接单超过1分钟,又取消了订单,那么平台会扣我10块。
作为众包骑手,我可以自由地选择订单。而另外一种外卖员——专送骑手,则是系统来派单,那也就意味着,骑手没有拒绝任何订单的权利。
1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刚刚结束上一单订单,准备离开那个住宅区时,一个身材壮硕的男骑手小跑着超过了我,“你没有超时单吗”,他扭头问我,脚下步速不减。进入小区电梯里,我们总算有机会聊上了几句。
“你超时了几单”,我问他。
“8单”。
“啊,那你一次接几单”?
“7、8单,这没办法,我的系统停不下来”。
一场关于职场境遇的观察
齐源今年10月到的悉尼。出国之前,他在某互联网大厂做事务性工作,办公室非常卷,他干的活儿琐碎而庞杂,每晚要熬到一两点钟。
他开始认真寻思什么是好工作,得出的结论是“能靠技术吃饭,老了也吃香,能按时上下班”,于是他决定到澳洲学一个新的专业——牙医。
去悉尼之前,齐源在社交平台上,看到过留学生们分享的送外卖经历,他也有计划以此赚取生活费。
那时他打算,先在国内尝试着送一段时间外卖练手。不过,很快他就放弃了这个想法。“我在网上看了看,感觉在国内完全没法儿做,路上出事故的很多都是骑手,大家是拿命在送,疯狂地闯红灯。”
根据齐源的观察,悉尼的外卖骑手中,除了一部分为了赚点生活费或寻求体验的留学生,更多的是“上了年纪,缺乏文凭或技术,想在这边赚几年钱”的海外劳工。
齐源计算过,外卖骑手的时薪,算起来要高于当地很多蓝领职业,也超过不少白领工作,他在社交平台上留意到,一位娴熟的骑手,一天能赚到700多澳元(人民币3300元)。他也观察到,骑手颇有诱惑力的收入以及自由的工作性质,渐渐吸引了当地白人的加入。
郑方形最开始在新加坡送外卖,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解压。当时他在国内某头部大厂的海外分公司上班,办公室的文化沿袭了国内风格,这与当地的职场文化格格不入,也令郑方形苦不堪言,“一度非常抑郁”。
送出第一单外卖后他心情大好,“觉得好开心,没有人push你,没有那么多压力”,不久之后,他决定离开那家互联网公司,“辞职后整个人都开朗了不少”。
郑方形今年在新加坡遭遇过一次裁员,对他来说,这算不上太大的波折。大环境不乐观,当地不少互联网公司都在裁员,他用了一个月时间,就确定了新工作。
“新加坡比较缺IT人才,大家的职业安全感还是比较足的,这边也没有严重的年龄歧视,我们暂时还没遇到过35岁危机”。
就像文章开头讲的一样,我们原本只是想做骑手的职业观察。但我又觉得,这场关于职业境遇的观察,并不止于外卖员领域。
备注:文中邹平、齐原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