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存照 > 正文

一个阿富汗女人的来信

作者:
我在网络上联系到一位阿富汗女性,她正身处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名叫Khadija Haidary。我们开始通信。她只能和我发邮件,不能视频连线、打电话、在社交软件上发信息,因为这些对她都很危险。在一次来信中,她写道:“如果塔利班发现我们在联系,我就会因为在海外媒体上发表反对他们的文章而入狱。”

阿富汗女性曾过着和我们相似的生活,但现在,她们不能上学,不能工作,不能走进公共场所,不能独自乘车,不能在家以外的地方露出身体和面部(必须穿遮蔽全身的罩袍)。最新的禁令是,她们连在街上大声说话都是违法的。

9月,我在网络上联系到一位阿富汗女性,她正身处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名叫Khadija Haidary。我们开始通信。她只能和我发邮件,不能视频连线、打电话、在社交软件上发信息,因为这些对她都很危险。在一次来信中,她写道:“如果塔利班发现我们在联系,我就会因为在海外媒体上发表反对他们的文章而入狱。”

Khadija Haidary34岁,在阿富汗最好的大学,喀布尔大学读的经济学硕士,毕业后在政府工作,任地方治理专家,月薪1000美元(人民币7000余元)。她喜欢读村上春树、托马斯·曼,看《老友记》、《权力的游戏》,最近她关注着韩国作家韩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为“亚洲女性被看到了”而高兴。她和我们一样,成长在女性可以接受教育和工作的年代,曾过着和我们非常相似的生活。

但在三年前,共和国倒台,塔利班掌权后,Khadija随全国女性一点点失去了她们的各项权利。

首先是工作的权利——塔利班不允许女性外出工作。作为公务员,Khadija在塔利班到来的当天失业。此后三年,塔利班又相继禁止了大学、私企和非政府组织雇佣女性。

上学的权利也逐渐消失了。2021年9月,中学对女性关闭,一年半后是大学。如今,阿富汗女性最多只能读完小学。

出行的范围一天天缩小。女性先是被禁止单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半年后又被禁止进入公共场所——公园、花园、健身房都不行。如果外出,不论何时何地,女性必须穿一种包裹全身的黑袍,只能透过眼前的一小块网纱向外看,走路时甚至看不清地面;必须时刻注意要“遮住全身”,哪怕露出头发、脚踝的一小块皮肤,都可能被街上巡逻的塔利班成员逮捕。

两个月前,女性连在街上大声说话、发出笑声的自由也失去了——塔利班颁布《恶习与美德法》,禁止阿富汗女性在家以外的地方发出声音。根据这份文件,女性与亲属和丈夫外的男性对视也属于违法,可能为此进监狱。

曾经保护女性的机构变成了威慑女性的大本营——塔利班把妇女事务部改成了“宣传美德和防止恶习部”,派出道德警察上街巡逻,跟踪年轻女性,发现她们没戴好头巾,或者和非亲属的男性持续交谈就逮捕她们。

一个在喀布尔的女人,这是我偷偷拍下的

针对女性的举报开始横行。一个18岁的女孩,因为每天出门上课而被举报,被塔利班冲进家里抓走,家人最后卖掉房产,花了8万人民币才把她救出来。在人均GDP只有350美金的阿富汗,这几乎是一个普通家庭一辈子的积蓄。

女性的存在渐渐被抹去了。不单是所有女性都被迫穿上长袍遮蔽自己,女性也不准再出演影视剧;广告牌上、墙壁上的女性面孔都被涂黑。整个国家的大街上再也看不到一张女性的脸。

失权甚至到了威胁生命的地步。塔利班规定,女性只能由女医生看病,但又不许女性学医。这意味着女性未来可能无法看病。事实上,女医生此刻已严重短缺,因为塔利班还规定女医生如无男性亲属陪同,不准上班,大量女医生被迫辞职了。

丧偶的女性,由于不能工作,失去了收入来源。有人乞讨,有人不得不将8岁的儿子送去工厂做童工。

这是阿富汗女性此刻正面对的生活,它让我们看到在2024年,女性权益仍可以被挤压、践踏到何种地步,而变化就发生在短短三年内。

不久,Khadija的丈夫也丢掉了工作,因为他抽烟。文明的倒退最终会影响每一个人。过去三年,阿富汗的男性目睹了女性一步步被压迫的过程。今年8月,也轮到他们了——禁令规定,男性必须留一拳长的胡须;禁止短发和牛仔裤;禁止直视除妻子和亲属外的女性。

Khadija仅存的希望是写作——她为流亡加拿大的阿富汗媒体Zan Times供稿,写自己的遭遇,也访谈其他受塔利班影响的女性。她只能用通讯软件线上采访,只能用笔名,以避免被塔利班发现,受到惩罚。

我们通信了五次。Khadija有时自由写下日常,有时照着问题清单写答案。我们将这五次来信整理成文。Khadija冒着巨大的风险写下了这近万字——事实上,过去三年的确有许多女记者被塔利班监禁、杀害。

但即便如此,Khadija希望这封来信能被看到。通信中,我们曾有一个问题是:你觉得中国读者能为你们做些什么?Khadija回答:“其实也不知道能做什么,我只希望有人能知道我们的情况。”这种“知道”意味着,尽管她们仍在受苦,但不再是彻底封闭孤立,无人关心,连痕迹都没有的。

10月5日,Khadija和丈夫、孩子成功逃到了巴基斯坦。因此她请我们使用她的真名,露出面容的照片。

她希望发出声音,特别是当祖国的法律已禁止她们在家门外发出声音后。

以下是Khadija的来信:

新法之后,我很少再大声说话

新法之后,我很少离开家。我很少再大声说话,即使有必要。塔利班禁止女性在公共场所发出声音。他们认为女性的声音会导致男性迷失方向。他们说女性大声朗读、唱歌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行。女性大声朗读《古兰经》也可能让男性感到兴奋。

他们派一群道德警察穿着白袍在街上走来走去,警告女性的行为。我不去有道德警察的地方,看见他们就绕道。即使外出,我会穿上黑色长袍,戴上黑色面罩。

我的外出活动几乎只剩下购物,一周甚至两三周一次,去家附近的市场,和其他女性一起。所有卖家都是男性。现在,没有女性能在一家店里待超过几分钟。塔利班在市场上巡逻,很多是便衣。每个人都很害怕,很小心。没有一个男性敢和女性开玩笑、大笑。

一天,我和丈夫、儿子一起坐车出行,在路上,我看到一个短暂的画面:一个年轻女孩在买东西,和店主谈了两三分钟,一个穿着白袍的道德警察走过去,站在女孩和店主之间,这样他们就不能交谈了。

另一天,我要给孩子办护照,我们在排队,塔利班监视着女性的队伍,一个女人的手机响了,她拿起来发信息。一个塔利班冲过去,让她关掉手机。他说:“如果你一小时不接电话,你的客户会减少吗?”意思是她在卖淫。女性无法反抗这种侮辱。如果作出反应,他们会对你开枪。

在阿富汗东北部的塔哈尔省,一个穿罩袍的女人

有时我去诊所看病,那里按性别分区,女性由女医生看,男性由男医生看。公立医院也是如此,女性区甚至没有一个男人,且必须戴头巾。我生孩子住院时,婆婆和我在一起,丈夫在医院外等我。

公共场所对女性关闭了,女性不许再进入健身房、公共浴室、公园、游乐园,即使有男性陪同也不行。

2023年春天,我们新年的第一天,我和丈夫带着孩子去了公园。我丈夫说,有一个公园是允许家庭入内的。我已经很久没有出门了。

我们走在两排树之间,决定拍张照片纪念这一天,但就在丈夫对着我和孩子举起手机时,一个男人大声喊:“无耻!无耻!出去,你不知道自己家在哪儿吗?”他是冲我们喊的。“无耻!”是一个对阿富汗男性非常敏感的词,通常是指,你希望别人和你的老婆睡觉,或者,你发现老婆和其他男人有染也不会采取行动。这种侮辱对穆斯林男性就像被枪打中一样。

我丈夫回答:“我家里又没有公园。”两个男人想攻击我丈夫,我恳求马上离开。我丈夫抱起孩子,我们迅速离开了。其他女性也被赶出了公园。我丈夫很疲惫。他只是说:“这些日子会过去的。”我们互相安慰,再也没有去公园、花园或娱乐场所。

女性不被允许在没有MAHRAM(男性监护人)的情况下出行超过72公里。MAHRAM指一名男性亲属,可以是父亲、兄弟、丈夫、叔叔或儿子。这是一个伊斯兰教里的概念,原意是女性“可以”在MAHRAM的陪同下出行,塔利班把这种陪同规定为“必须”。

一天,我的孩子生病了,我需要从县城去市里的医院。但丈夫那天恰好有事,我们不得不在没有MAHRAM的情况下远行。在车站,丈夫把我和孩子托付给一位司机,请他做我们的MAHRAM。司机答应了,马上称我是他的侄女,他说他日夜将许多女性送往目的地,她们都是他的侄女。

我和孩子坐在前排,后面坐了三男一女。车刚开出五分钟,孩子哭了起来。我请司机放些音乐。孩子很快不哭了。但这时,司机和后座一个男人攀谈起来。我才知道他是塔利班的人。他们聊起了战争。我吓得双手发麻了。我想听听他们的谈话,但更想尽快到达目的地。我的身心都因恐惧而瘫痪了。

车驶进了我家的巷子,我叫司机停车,抱着孩子跳下了车。我担心塔利班知道了我住在哪里,我担心他们知道我是一个要求在车上播放音乐(不论男女,播放音乐也是塔利班禁止的),并且没有亲属陪伴而旅行了三个小时的女人。我担心他们会半夜闯入我家,以没有亲友陪伴、与非亲友交谈,以及要求司机播放音乐的罪名把我关进监狱。

我曾有很多男性同事、男性朋友,有些人我仍通过社交媒体保持联系。但现在,和他们见面是不可能的。塔利班完全禁止了男性和女性在房子外面的交集。

女性还是能使用互联网的,大多用WhatsApp和Facebook,或许塔利班还没有控制这一领域的技术。但社交媒体也不是能安全讲话的地方。比如,如果他们发现我们在联系,就会因我在海外媒体上写反对他们的文章而逮捕我。

黑袍、标语、禁止露出的头发

黑色套装包括一件又大又长的衣服、一个又大又宽的罩袍(类似斗篷)、黑色面纱、黑色长袜和黑色手套。塔利班规定女性在公共场合必须穿这一套,遮住全身,只露出眼睛。罩袍的头部是封闭的,只在眼睛那里有一小块网纱,穿着它,真的很难看清地面和四周。

街上到处是警示你戴头巾(上述套装被塔利班称为“最好的头巾”)的标语。一所教育中心的入口写着:“戴头巾就是尊重神圣。”我很好奇这标语的目标受众。毕竟,现在没有女性再来这里(因为不被允许接受教育),而男性不被要求戴头巾。

政府办公室设有“女性入口处”,黑色大门上用粗体白字写着“头巾代表谦逊”。还有一次,我在路边墙上看到一行醒目的黑色铭文:“不戴头巾/面纱是无知的表现,是进一步煽动叛乱的途径。”我移开视线,调整了一下头巾。

一天拜访朋友时,我们偶然看到一个广告牌,上面写着:“头巾代表尊严,而非囚禁。”朋友说:以前很少有这样的广告,现在却很多。我心想,贪婪的商人是否为了讨好统治集团,才把广告放在城市繁华区域。我们一起思考着这些商人的想法。朋友说:“他们都密谋剥夺这座城市各个角落女性的安宁。”

几个月后,当我经过喀布尔东部时,我意识到我已经习惯了无视墙上的文字。然而,一则大胆的标语引起了我的注意,上面写着:“头巾是谦虚、贞洁、荣誉和尊严的象征。”与其他口号不同,这则标语的受众似乎是男性。我思考了这对男性,特别是对十几岁男孩的影响,他们可能会被这些口号激怒,从而限制他们的母亲、姐妹的生活和选择。

这类标语并不局限于喀布尔。几个月前,我在东北部一座城市,也看到一堵墙上印着:“最好的女人是要求最少嫁妆的女人。”

图中即“布卡罩袍”,通常为黑色或蓝色,能遮住全身,只露出眼睛

头巾/罩袍是塔利班巡逻时检查的重点之一。去年冬天,我正在购物,两个塔利班成员走进商店,对店主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清。他们离开后,我问店主。店主说,因为我的头巾下露出了头发,他们警告了他。我说,我的头巾和你有什么关系?店主笑了:“姑娘,这种法律有什么逻辑吗?”所有人都知道塔利班有多不讲理。

我的一个朋友一天走在街上,六个塔利班分子冲向她,因为她露出了一点脚踝。他们拿着武器。她吓哭了,说不出话。街上也没有一个男人支持她,他们看看就走了。

塔利班对年轻女孩更严厉,甚至会跟踪她们,发现了穿衣问题就逮捕她们。

我的另一个朋友,一天在购物中心,因为面纱没戴好,他们要逮捕她。在他们叫车要把她带走时,她跑了出来,搭上一辆出租车回了家。如果她被捕,她将面临不知期限的监禁——他们的监狱是没有规则的。

携带课本也会让一个女孩进监狱

塔利班为女性只定义了一个角色:家庭主妇,职责是做饭、打扫、照顾孩子。女性外出工作是犯罪。按照他们的想法,阿富汗女性都成了家庭主妇。

他们只允许女性上小学,从5岁到11岁。学校里教授数学、地理、历史、文学和宗教。但塔利班强迫学校更多地教宗教。女性没能学到任何特殊技能。他们甚至认为女性不需要学会读和写。

一些女教师偷偷办起地下学校。我通过熟人访谈了一位。这位F老师在家中授课,第一批学生是所在社区的15个女孩,都上过小学,她们跟着她读中学。

后来学生越来越多,F老师不得不在上下午分两个班授课,再后来,学生超过了100人,只好由高年级负责教低年级的。一个六年级的尖子生女孩也在自己家开了班,很快有了50个年龄更小的学生。当地人支持她们的工作。邻居帮忙望风,在塔利班靠近时报信,她们就迅速整理房间,看不出是在上课。学校的日常开支,出勤表、记号笔、黑板、地毯和水,都由学生家长承担。

一天下午,塔利班来了。一个学生跑进来报信。F老师迅速把手机从墙上扔进了邻居家的院子,借走了一个学生的手机。塔利班走进来,收走了她调包后的手机。所幸没落下把柄。但F老师还是把学校搬到了另一个地方。

另一次,塔利班来搜查,在一个女孩身上搜出了教科书。她被逮捕了,后经当地长老调解才被释放。塔利班常常搜女孩的书包。女孩们都不敢再带着六年级以上的课本来上学了。只有住在学校附近的勉强敢带,她们几个人合看一本。

另一所地下学校的女老师,向我讲述了她的学生的遭遇。那个女孩18岁,每天出门两次去上课。一个中年男人盯上了她,每天在路上和她搭讪,一天递给她一张纸条,要求她打电话给他。女孩对他说,你应该感到羞愧,你的年龄都可以做我的父亲了。那男人就向塔利班举报了她,指控她一天离开家两次,还化妆,不知是去做什么。塔利班冲进女孩家抓走了她。女孩被关了一周,她的父母最后付了80万阿富汗尼(约8万人民币,相当于全家人的全部积蓄,他们还为此卖了房子)才救出她。他们一家迅速逃去了巴基斯坦。

一天,我听一位女性朋友说,她在喀布尔上了一个月的英语课,塔利班允许英语中心,不过女性去上课需要戴头巾。她鼓励我也报名去。“即使你没有学到任何新东西……当你每天去见见其他人,精神也会焕然一新。”于是我跟着她去了。针对女性的英语班在一栋大楼的地下室,没有暖气,冬天很冷。一个半小时后,我的手都麻木了,但是心又被能上课的一点希望温暖着。

英语班里有八个年轻女孩和一位老妇人。只有我、我的朋友和那位老妇人露出了脸,其他女孩都戴着面罩。我手里抓着长袍的一角(我在口袋里放了面罩),以防突然需要藏起来。

英语老师是一位男性。这天,他让我们造句来表达愿望。所有女孩的句子都是关于离开的:她们希望自己能拿到护照;她们希望自己在美国包机离开时身在机场;她们希望自己能在大学对女性关闭前毕业;她们希望获得欧美国家的奖学金;她们希望不必蒙着脸或在地下室上课。

图为一所被塔利班控制的女子宗教学校

偷偷摸摸剪头发

还有女性在冒险工作。一天,我约好要采访一位美发师,她叫我在指定位置等待。远处一个女孩出现,蒙着面纱。我拨通电话,她接了,我向她打了个手势,她把我带进一条小巷,走去她家。她边走边说,她刚刚下英语课,正备战托福考试,教室在一家诊所楼下,不会引起注意。

我们到了一扇老旧的大门前,她小心翼翼向我保证,里面没有男人,我可以放心。她向我展示随身带着的美发工具——在塔利班到来之前,她开一间理发店养家。现在她仍需要收入。她没有父亲,母亲卧病不起。“如果不做这份工作,我们就会饿死。”

塔利班找到她的号码,威胁她如果继续工作,他们就逮捕她。于是她成了流动美发师,顾客们打电话请她上门。同时她坚持学英语。“一个人不应该停止学习,应该尽可能长时间地抵抗。”

我们正谈着,隔壁房子里传出喧闹的音乐,一个女孩在窗后跳舞。我们注视着她快乐的身影。“我为她们感到心痛”,理发师说,“她们玩得很开心,但还太小,什么都不懂”。我们都希望那些女孩能上学或做些有意义的事,这样她们的快乐才显得合情合理。

被禁止上学和工作后,我们国家的童婚和强迫婚姻大大增加了。塔利班到来之前,女性可以早婚或晚婚,特别是在城市,女性有决定自己生活的权利。但现在,塔利班在农村宣布了女孩的结婚年龄是15岁,强迫家庭尽快让女孩出嫁。

塔利班成员娶三四个妻子,把她们放在一个地方,每个女人生10个孩子,他们付一些钱买食物,但这对4个女人和20—30个孩子远远不够。一些塔利班成员在婚后离开了第一任妻子,没有为孩子留下任何钱。普通男性也被鼓励一夫多妻。现在在农村,有两三个妻子变得很常见。

在我居住的巷口,一户人家的女儿被一名塔利班指挥官求婚。这位指挥官已经有了3个妻子和15个孩子了。他一次次求婚。这家人一次次恭敬地拒绝。但军官坚持不懈。这家人只好抵押了房子,凑钱逃去了乌兹别克斯坦,计划再从那里搬去德国。

我们卖掉整个家,可是逃离失败了

2021年8月15日,我在办公室,有消息传来,塔利班到了首都喀布尔,共和国要倒台了。我感到不知所措。这是我们生活开始变坏的第一天。

这之前,阿富汗除了喀布尔外的33个省都已被塔利班控制,但总统还在,军队说他们会保卫喀布尔。也有传言说喀布尔将由美国人控制,不会向塔利班投降。我们都认为我们不会失去首都。一切很平常,所有部门都在运作,没有发生战斗。因此到这一刻,我们措手不及,不知不觉中,喀布尔毫无战斗地沦陷了。

办公室里,一个之前在网上强烈反对塔利班的同事哭了。一个同事说:女士们最好尽快离开这里。我们办公室有46名员工,其中11人是女性。我们都匆忙走向自己的桌子。我拿了一个笔记本、一本记事薄和其他个人物品。我们都走出了办公室,没有人知道要去哪儿。我打电话给我丈夫。

塔利班到来前,我们办公室的同事们

我们办公的总统府邸,直到前一天都受到非常严格的保护,但那天没人再问:“你是谁,要去哪里?”所有卫兵都坐在那儿,疲惫困惑。看到他们,我又哭了。一个卫兵说:“姑娘,别哭了,你回家吧,我们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

我丈夫到了。我们走向公交站。人们迷茫、哭泣着向各个方向走去。交通非常拥堵。公共汽车排着队。我们到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所有电视台都在报道总统逃跑,宣布共和国已经倒台。直到下午三点,电视上都在播放塔利班进入总统府,接管了所有政府机构的画面。

夜幕降临,机场被人群包围,许多美国飞机已经到达,正疏散人员。所有人都想赶往机场(那一天,数百人围着飞机一起奔跑。有人在飞机起飞时被压死。有人攀上机翼,没有抓牢,从空中掉落。至少六人在混乱中丧生)。

我一直在手机上刷新闻,每小时就有一个朋友在Facebook上发布她们要逃离的航班消息。我很紧张。我不认识任何美国人。我也不是名人。

塔利班允许美国人在八月底之前离开喀布尔。于是我给社交媒体上能查到的所有援助组织发邮件——

我,xxx,…2018年起在独立地方治理总局任治理专家……塔利班进入喀布尔的第一晚,有人打电话给我,提到我在塔利班的杀戮名单上。我认为我在喀布尔不安全。

我的丈夫xxx在阿富汗最高法院工作,他也一直是塔利班杀戮的目标……

我在邮件最后列下了我和丈夫的出生日期、身份证号和电话。

我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八月底,美国人都离开了。我和丈夫毫无计划地度过了三个月。直到我丈夫的一个姐姐,一位医生兼大学教授,成功通过一个美国人逃去了意大利。她把所有亲属填上了逃离名单。

2021年12月,我们准备逃离,卖掉了家里所有物品。床、电视、冰箱、厨房用具、挂钟、煤气炉、一张沙发、窗帘。我们以500美元的价格就卖掉了一切。买家来查看后立刻付了钱。他利用我们的困境捡了漏。除了衣服,我们没带走任何东西。我只留下了两个嵌着我们照片的相框作为纪念。

我们搬去了一个亲戚家,等待几天后的航班。

我们的航班被取消了。塔利班占领了机场,不许美国人带阿富汗人离开。我们无家可归了。

我成了家中的囚犯

我、丈夫、婆婆、我丈夫的两个姐姐和她们的丈夫,一起租了一个三室的小公寓,买了家具,重建了我们的家。我只剩400美元存款了。那时我怀孕五个月,那笔钱是为分娩和孩子准备的。

一切都在涨价。一公斤天然气从45阿富汗尼(约5元人民币)涨到200阿富汗尼(约20人民币)。我们一度付不起,两三天无法烹饪和取暖。我们用一个电热水壶来暖手。但电也不够随时用,一晚上只能用五小时。天很冷,我穿上三层保暖衣、三层围巾。

米、面、油的价格都在飙升。我们真的可能因为一点点疏忽而挨饿(塔利班掌权后,多地爆发粮食危机,数百万人营养不良)为了购买最基本的食物,我和婆婆多次卖掉了我们的金首饰。

我丈夫的前办公室要求他回去工作。他的两个兄弟失业了。我和婆婆也失业了。我丈夫被迫接受了塔利班的工作(在司法部门管财务)。他去上班,我独自在家。日子一天天过去,有时我只是坐着,咒骂。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无事可做。我洗衣服、打扫房子、做饭、洗碗,这些家务每天花费我4小时。我读小说,比如托马斯·曼的《魔山》;我看电视剧——电视节目也被塔利班控制了,因此我们上网搜索,我和丈夫一起看《老友记》、《权力的游戏》。

但这些不足以打发时间。因为我习惯了外出工作,现在却被迫在家。我觉得自己正变得愚蠢。我拖延家务,自我折磨。我成了家里的囚犯。

2024年8月,Khadija和丈夫、孩子在车上

有时我的耐心会耗尽,和每天去上班的丈夫争吵。我问他,你的工作怎么样?我不工作你高兴吗?现在很好吧,家里有个女人为你做饭、洗衣服、擦车。有时我对他说:“你去工作吧,这样我就不用醒来了。”

他说:“这不是我造成的,你不该发泄在我身上。”我更加愤怒。有时他会安慰我,说数百万女性在受影响,“你不是唯一一个,你需要有耐心”。

我变成了一个易怒的人,不想和任何人说话。有时,当我非常想去看一个以前是老师的朋友时,我穿上黑袍,走十分钟到她家。进门后露出普通衣服。我们在她家喝茶,有时我带去面包和小饼干,我们听彼此悲伤的故事。她说她一年没有工资了。我们讨论人们对塔利班政策的反应,特别是女性的情况。这样的聊天与其说是放松,不如说是增加了焦虑。

早在塔利班刚到来时,我就在高压下失去了食欲和睡眠,每晚失眠到凌晨3点。我一直在脑子里问自己:发生了什么?将来会发生什么?我该怎么办?我该去哪里?生活将如何继续?我花了四个月恢复食欲和睡眠,但抑郁持续至今。

我更多地登录社交媒体,读那些由阿富汗女性写的报道。有时我会坐下来,写我的日常。一天,我给一家叫Zan Times的媒体发邮件投了稿。那是一家阿富汗的网络媒体,编辑部在加拿大。我写的是塔利班如何令我失业,之后我如何度过漫长日夜。2022年3月,Zan Times发表了这篇文章。我非常高兴。我有希望了。

我开始持续发表文章,写自己,也写其他女性的故事——《如果他们关闭我们的学校,我们就创建自己的学校》(写一位办地下学校的女教师)、《三次强迫婚姻、战争和父权制》(写一位65岁,一生中三次被迫结婚的老妇人)……采访是非正式的,只能通过WhatsApp(通讯软件)来完成。我只在晚上,孩子入睡后写作。现在写了三年了。

我每月发表两三篇文章,有时会得到稿酬。有的月份是250美元,有时50美元。这笔钱不够维生,但让我对未来和职业生涯有了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我在为自己和其他成千上万女性的权利而战。

你问我阿富汗有多少记者?我不知道具体数字。除了少数几个人,我并不知道其他人的存在。媒体都受塔利班控制。少数女性在本地电视台工作,但穿着黑色长袍、戴黑色面罩。对国外的人来说,她们是一种(显示女性仍能工作)假象。男记者也没有表达的自由,只是塔利班的宣传工具。

塔利班监禁、杀害了很多女记者。现在,每个人都用笔名,隐藏自己的身份。最初,我用真名写作,这让我的家人非常害怕。后来我也为自己取了笔名。这也是对塔利班审查的一种抵抗。

2022年5月,我的孩子出生后,一所私立大学招聘女教师,我申请成为了经济学系教授。我的情况变好了。尽管在大学,男女也分开上课。女生早上来,男生下午来。女学生必须戴黑色头巾、黑色面罩;女教师必须戴黑色头巾。学校里禁止讨论塔利班。

一个学期快结束时,有消息说,大学也将对女性关闭。我们每天带着恐惧和压力去上班。直到2022年12月,我们正在考试,塔利班在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媒体上宣布对女性关闭大学,并要求电视台发布消息。我第二次失业了。像喀布尔沦陷时那样,我无法相信这真的发生了。

大学校长在教师群里发消息,要求我们第二天仍去学校。他对我们的遭遇表示抱歉。但我第二天还是留在家里,甚至没有尝试再去大学。后来同事们说,塔利班在大学附近部署了一辆坦克,以阻止女学生和女教师到来。

我好像真的被打败了。我怀疑每一个敲门声都是塔利班成员,会抓我进监狱。

我向私企申请工作,还没有收到回复,塔利班就再次宣布,私企也无权雇佣女性。我彻底成了家庭主妇。

写作是我抵抗绝望最后的办法了。然而我常常做噩梦。梦中我总是坐在椅子上,几个塔利班成员坐在桌前,脸上挂着邪恶的微笑,质问我为媒体写的文章,指责我从事了反对他们政府的活动。我感到害怕,想救出自己,但他们强壮有力。我想我的噩梦是一种创伤,是他们的规则、行为和那些监狱报道带给我的创伤。

直到男性也失去自由

在塔利班来之前,我们过着正常的生活。我有工作、钱,每天去办公室,见朋友。我们在餐馆点餐,去咖啡馆、公园和花园,派对和音乐会……我们和朋友在夜晚的街道上散步,我们有我们最好的时刻。我们有文化活动,和作家、诗人坐在一起……以前,街道上挤满了人。妇女、男人、年轻女孩和年轻男孩肩并肩快乐地走来走去。

女性曾经有非常好的时尚。我们穿五颜六色的衣服,戴各种颜色的帽子,染各种颜色的头发。所有女人都化妆。女孩们从小学就开始打扮。塔利班到来后,一切在一夜之间变了,所有女性都因为害怕戴上了头巾,把美丽藏了起来。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庆祝新年的日子。我和妈妈、奶奶、姑姑们一起去参加集会。所有正值青春的女孩都穿着最新款式的漂亮衣服,一套是红色的,一套是绿色,一套是紫色,还有一套是奶油色的。许多女人围坐在前廊上。一台播放器在放音乐,女孩们轮流跳舞。有的女孩敲着手鼓唱歌。午饭后,女孩们在山丘和绿地上自由漫步,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其中一位女士的发型很男性化——留着短发。她身边有一群老年妇女,她逗得她们哈哈大笑。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位老妇人在开玩笑,而不是劝告、咒骂或祈祷。

2019年,塔利班到来前两年,Khadija在喀布尔

现在,街上每公里看不到二十个人。人们要么出国,要么回到了农村。塔利班完全改变了城市的面貌。没有人把音乐放得很响。餐馆和市场上都没有多少人。没有美容院。所有女性把自己藏在黑袍里。没有人大声笑,无论男人还是女人。

男性不能站在女性这边。塔利班吓坏了人们,没人敢抗议。我丈夫能理解我的处境,但无法帮我解决问题。

2024年1月,我丈夫也被解雇了,原因是他有时会抽烟,有时他们说他的头巾没有戴好。有时他们说他为什么不参加社区的祈祷。

8月,塔利班第一次颁布了一系列针对男性的禁令:男性必须留一拳长的胡须;不许穿牛仔裤;禁止短发或西式发型;禁止直视除妻子和亲属外的女性。

我的丈夫也遵守塔利班的规定,留了胡子。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男性抗议(但据《华盛顿邮报》,一些男性已开始后悔,早先没有站出来捍卫妻子和女儿的自由。“如果男性敢于发声,我现在的处境可能也会不同”,喀布尔一位男性市民说)。

我们除了忍受别无选择,希望这一切尽快结束,但国际组织和大国正以一种让我们害怕的方式谈判。如果他们承认了塔利班,我们将迎来更多压迫和更严厉的法律。

现在是9月底,我和丈夫都在失业。我们决定移民去巴基斯坦。我们还没有签证的钱,打算先向熟人借钱。也许在巴基斯坦,我可以在没有审查和压制的情况下继续写新闻。

(10月5日,在花掉700美元签证费,又向边境警察支付了500美元后,Khadija和家人成功逃离阿富汗,抵达巴基斯坦。尽管“面对新的国家、城市和人,我们很害怕”,尽管借来的钱也所剩无几了,好在他们在巴基斯坦有一些朋友。Khadija将继续写作,她的丈夫准备找翻译之类的工作。他们计划在巴基斯坦生活一年,再前往加拿大)。

2020年,塔利班到来前,Khadija和同事们。现在,Khadija又能露脸笑了

感谢阿富汗媒体Zan Times帮助我们和Khadija建立联系。Zan Times由流亡至加拿大的阿富汗女记者运营,可关注:https://zantimes.com/

文中配图均由Khadija提供

感谢实习生雷欣谣、曲子涵对本文的帮助

感谢敬煊对本文的翻译支持

作者———Khadija Haidary

编辑——洪蔚琳顾问——王天挺

视觉—pandanap创意——Vicson

运营——川丰版式——日月

出品人/监制——曾鸣

责任编辑: 李安达  来源:微信公众号“正面连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本文网址:https://www.aboluowang.com/2024/1018/21169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