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7人案,组织者及不认罪的被告皆被重判。香港倡议者邵岚认为,政权要传递“香港人不能有抗争意志”的讯息。美联社图片
47人案尘埃落定,戴耀廷被判囚10年。前香港大学法律系教授、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ilson Center)世界研究员戴大为(Michael C. Davis)表示,现时的判刑不是人们所害怕最极端的结果。问题是民主派初选本来就合乎《基本法》,亦不涉及暴力,以这样的背境而言,判刑是极重,震惊国际社会。未审先囚、不设陪审团亦令人质疑香港是否仍有法治。前法政汇思召集人任建峰指,47人案没有逻辑可言,研究其量刑亦没意思。
47人案除了戴耀廷被判囚10年,其他“组织者”如区诺轩、赵家贤等亦分别重判6年9个月及7年。仅在网上发表“三投三不投”行动宣言,除戴耀廷外,亦从没跟其他被告交流,亦从未提倡无差别否决预算案,亦被判囚7年3个月,是刑期最长的其中一人。前香港大学法律系教授戴大为,其判刑所传递的讯息只有一个:“就是叫所有人不要在香港参与政治。”
《国安法》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分为三级:“首要分子”可判10年以上至终身监禁,“积极参加者”可判囚3至10年、“其他参加者”可判囚3年以下。但法庭在判辞中表明,这仅作参考,仍按照本地刑事量刑原则判刑,视乎罪行情节、犯罪行为的积极程度、效果、影响性、认罪与否、求情理由、为警方提供有用证供等,最多可获减3分之1刑期。法庭亦强调,各被告在《国安法》实施前形成的串谋的行为,会用作评估罪成与否,但不作为量刑依据。
学者:初选合乎《基本法》怎判都是过重
虽然法庭仍以普通法原则量刑,但前法政汇思召集人任建峰认为,47人根本不应该被控,“根本没有逻辑可言,他喜欢怎说便怎说啦,0218用什么原则都没意思的。我乱刀斩死你,还是我用好舒服的安眠药毒死你吧。”
以“首要分子”戴耀廷为例,若按《国安法》的指引,量刑起点为12至15年。现判囚10年,已获3分1刑期扣减。戴大为称,“这不是我们所害怕、最极端的判刑。瞩目的是,他们所做的合乎《基本法》,就是组织初选,却因此被判囚4至10年。从这角度看,判刑是很重。”
《国安法》才是制造宪制危机
讽刺的是,民主派初选原是为了在2020年底的立法会选举取得多数议席,但这被政权形容为“会导致宪制危机”的情况,根本没有发生,“对他们的指控纯属猜测,因为所有事都没发生。”戴大为指,《基本法》承诺香港会实行真普选,政府迟迟不落实,本来就是推翻宪制秩序。民主派向政府施压,是维护宪制秩序。法庭的判决是颠倒是非,“这判决是把角色颠倒过来,他们是维护《基本法》的承诺,那就是普选。”反过来,中共把《国安法》加诸香港,才是制造宪制危机,“因为《国安法》的地位等同《基本法》,它是没经过修宪程序便更改了《基本法》。”
47人案违反人权判决震惊国际
戴大为表示,以国际标准,要触犯国家安全法总得涉及暴力,但47人案完全没有,国际社会对判决感到震惊,“所有人都感到震惊,我所在的美国每年、每次选举前都会搞初选。初选在任何现代民主体制都不可能是犯罪行为。”经此一役,香港的国际形象已大受大击,“被告的人权保障被剥夺,不准保释,没有陪审团。香港面对很大的麻烦,我认为这会令人对香港的法治,产生重大疑问。”
不会对投诚的人网开一面
对于47人案重判组织者,前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发言人邵岚认为,政权是要传递以儆效尤的讯息,“他们想确保香港接下来的10年、20年、可见的将来,都不会再有任何人够胆再去发动、组织任何民主运动。”
区诺轩转做污点证人,法官称其证供为立案关键,也被判囚6年9个月。邵岚认为这刑期有两重意义:“他们对于所谓投诚的人,是不会网开一面。”邵岚指区诺轩转做污点证人时,社会上已有很多讨论,她不想再补充。区的判刑对她的另一启示,是要提醒自己毋忘初心,“一言一行,做的所有举动,也要对得住那份初心,对得住同行的人的付出和坚持。”
惩罚“不认罪以传递希望”的想法
不认罪的被告,明显比认罪的判得更重。杨雪莹、彭卓棋被视为“温和民主派”,均被判监6年半,邵岚指:“他们得到的刑期反而是比当初我们称之为抗争派的很多候选人都长。最终的目的,都是要你噤声。”
在审讯过程中表现出抗争意志的被告,也是重判的对象,“像何桂蓝、邹家成在庭上的发言,甚至乎他们如果还有社交媒体,都还在传递抗争的意志,传递一种希望。我想法庭判刑时绝对有将这一点就是纳入考量。借着这个更加重的判刑,去警醒留意这个案件的香港人,告诉他们绝对不可以还有抗争的意志,不可以还有‘不认罪以传递希望’的想法。”
邵岚希认为,香港人因今次判刑而伤心难以避免,但只要一日还有政治犯、还有人在坚持,都不应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