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表明，合成食用色素与儿童的不良神经行为有关。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Jeffrey A. Tucker撰文／原泉编译）
当人们品尝从超市购买的精美的纸杯蛋糕和饼干时，吃掉了多少塑料？随着美国人开始关注主流食品的真实成分，如今这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话题。
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雷特塞夫‧利维（Retsef Levi）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详细阐述了人们每天食用的普通食品中石油基合成的食品色素问题的严重性。他分析了美国农业部全球品牌食品数据库中的70万种产品，发现超过8.5万种产品至少含有一种色素，某些类别的产品中50%以上含有至少一种色素。
众所周知，含色素的食品饮料与儿童的行为障碍以及成人的致癌物有关，这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使用它们的原因。许多人对这些发现提出质疑，争论也各执一词。但如今，人们非常关注年轻人的慢性病，并大力通过各种手段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生产商更倾向于使用天然色素而非合成色素，这合乎情理。使用合成色素能持续这么久，着实令人惊讶。在美国的外国游客对美国食品有所顾虑，部分原因就在于此，他们更愿意吃食物，而非塑料，担心我们外表色泽鲜艳、看起来美味可口的包装食品中究竟含有哪些成分。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FDA）马蒂‧马卡里（Marty Makary）决定，将逐步淘汰六种食品合成色素（加上上届政府已确定的两种），作为“让美国再次健康”议程的一部分。在这方面，他们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没人愿意为食品中的合成色素辩护，大多数人觉得没有合成色素更好。
因此，到目前为止，FDA和食品行业就去除人工色素的协议都是自愿的，即基于与产业界的相互合作，而不是强制性的规定。我对此表示赞同。
我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思想，通常认为人们应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类问题应该由消费者而非政府来决定。生产商应当使用消费者想要的任何原料，而且这些被禁食品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得到了消费市场的认可。
原则上，我同意杰弗里‧辛格博士（Jeffrey Singer）的观点：“如果成年人愿意，HHS和FDA不应侵犯人们选择价格更低，或外观更吸引人的含这些物质的食品的自主权，自主的成年人必须有权做出自己的风险效益评估。”
然而，与往常一样，情况远比选择自由或政府禁令更为复杂。美国食品行业的很大一部分受益于各种形式的补贴，例如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福利和学校午餐等项目。这些为生产商提供了高额的利润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是消费者，而且不是一个很挑剔的消费者。生产商针对特定的行业用途，制造畅销的产品。这些产品往往需要很长的保质期，并且在长途运输和恶劣温度条件下仍能保持食品的外观和口感。
石油基合成的食品色素从工厂到货架的过程比天然色素（比如果汁和香料）要容易得多，这并不奇怪。使用真正的食品色素时，情况则完全不同。我在一家越南超市，那里不卖合成色素食品饮料，因为根本没人会买。我看了看糖果的颜色，它们确实更暗淡，视觉吸引力也差一些，但另一方面，它们看起来更像食物原本应有的样子。
我经常去当地市场购物，也常和当地的烘焙店打交道，所以很少见到食品中有人工色素，农贸市场是不会用这些的。另一方面，这些商家迎合的是注重健康、愿意为真材实料买单的顾客，大多数人可做不到这一点。
追溯合成色素如何进入我们的食品，要回溯到1906年美国第一部联邦食品监管措施，当时主要针对的是肉类包装业。表面上说是要消除不健康的危险做法，但实际上，正如许多历史学家所揭示的那样，主导该法案的制定和实施的正是那些大型食品企业。
这就是“戳嗅法”（poke and sniff）成为美国肉类检验主流方式的由来。这种方式根本谈不上安全，反而导致了疾病的传播，它也导致了行业成本大幅上升，只有最大型的企业才能承受。其实际效果是挤垮了小型肉类包装企业，巩固了行业内日益壮大的垄断利益集团。1906年的法案并非真的要制止不良做法，而是要让大企业成为食品业规划的主导力量。
这仅仅是食品工业长达一个世纪的整合过程的开端。罗斯福新政期间，这一趋势进一步确立，当时政府推行了农业的中央计划，包括生产限制、强制规定、补贴和管控。二战期间的价格管制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而1970年代初期，对大规模食品生产补贴的狂热推动，使食品行业的整合程度更上一层楼。
而独立的农民却深受其害。
这里建立的并非“自由市场”，而是一个食品垄断利益集团，严重歧视小型农场和本地食品，偏袒集中化和工业化的生产方式。问问任何当地的农民或牧场主他们所面临的困境，监管障碍重重，各种强制性规定令人应接不暇。他们无法简单地种植和销售农产品，而是要面对一系列调查和监管。
他们想要的是自由市场，但这样的市场并不存在，他们会告诉你，市场上的大生产商拥有比他们更多的优势，虽然在真正公平竞争的市场中，他们本可以发展得很好。
美国的食品生产和销售向来高度集中。超市里看似无穷无尽的选择其实只是个假象，根据不同的产品，主要的生产商通常是四大巨头之一：百事可乐、泰森食品、雀巢和卡夫。规模较小的生产商也参与其中，但面临着难以克服的障碍。
企业合并会形成统一的行业惯例，这些惯例更多是为了公司的利益及其体系的完善，而不是为了消费者。色素一直以来都符合这一目的，并且在没有足够的市场反馈的情况下得以延续。
这正是不应将不健康食品归咎于自由市场的理由，我们没有自由市场，而是存在一种企业主义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最大的参与者依靠与FDA及其它监管机构的密切合作，来保护和巩固其市场份额。在以消费者为基础的问责制的真正市场中，他们的做法会受到惩罚。
FDA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大多数美国人相信，因为FDA的存在，商店里出售的食品饮料必然已获认证，可以安全食用，如果FDA说某样东西是健康的，那它就一定是健康的。
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中，如果没有政府不断的保证，人们或许会养成更多质疑生产商声明或寻找更可靠信息来源的习惯，肯定会有私人的、准确的信息来源供我们参考。
例如，在电子产品领域，保险商实验室（Underwriters Laboratory）是一家独立的产品安全认证机构，据我所知，它不是政府机构，也未得到政府的支持，它完全依靠生产商支付的认证费用来赚钱。如果该公司失职，将会面临巨大的负面影响。这套认证体系行之有效。
另一方面，FDA长期以来主导着主要被行业游说团体控制的体系，该体系存在专利收入共享、监管人员在政府和企业之间来回任职的“旋转门”现象，以及贯穿食品和药品审批过程的普遍存在的利益冲突。
该体系已严重受损，以至于默许了某些生产和分销环节中的做法，而这些做法在正常的市场检验中根本无法立足。它们之所以能够占据主导地位，恰恰是因为市场力量未能发挥作用予以纠正。
因此，尽管我一向推崇自由，但对于目前正在实施的针对合成食用色素的限制措施，我并不感到不快。这仅仅是一个开端，是一次拨乱反正，这些机构发挥了认可和保护的作用，否则这些做法在真正的市场上无法生存。
选择的自由至关重要，但知情的选择和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市场也同样不可或缺。
作者简介：
杰弗里‧塔克（Jeffrey A. Tucker）是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奥斯汀（Austin）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创始人兼总裁。他在学术界和大众媒体上发表了数千篇文章，并以五种语言出版了10本书，最新著作是《自由抑或封锁》（Liberty or Lockdown,2020）。他也是杂志《米塞斯之最》（The Best of Mises）的编辑。他还定期为《大纪元时报》撰写经济学专栏，并就经济、技术、社会哲学和文化等主题发表演讲。
原文：How Did Strange Dyes Get in Our Food？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