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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反共周 兼具历史现实意义

即便我们对美国人喋喋不休地讲述社会主义——纵观历史,它与共产主义并无二致——在许多国家的巨大失败,有些人仍然拒绝接受这个真相。他们甚至会变本加厉地声称,社会主义理论的尝试还不够多。记得有人曾经说过,一遍又一遍地尝试同样的事情却期待不同的结果,这本身就定义了什么是疯狂(insanity)。

2025年2月15日,加利福尼亚州耶尔莫市(Yermo),自由雕塑公园内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我们应该从小就让孩子们了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残酷现实,而不是对其灌输相互矛盾的模糊理论。(Brad Jones/英文大纪元

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本月初宣布设立官方反共周(Anti-Communism Week),这真的有必要吗?政府和国会议员难道不应该意识到共产主义(communism)和社会主义(socialism)的阴险本质吗?或者,他们采取这个立场是为了提醒国民,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对整个世界造成了多么严重的破坏性影响?

然而,即便我们对美国人喋喋不休地讲述社会主义——纵观历史,它与共产主义并无二致——在许多国家的巨大失败,有些人仍然拒绝接受这个真相。他们甚至会变本加厉地声称,社会主义理论的尝试还不够多。记得有人曾经说过,一遍又一遍地尝试同样的事情却期待不同的结果,这本身就定义了什么是疯狂(insanity)。

19世纪法国著名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1801—1850年)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人为的、操纵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它违背人性,因为它废除了私有财产,扼杀了自由和主动性。英国现代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1899—1992年)则认为,中央经济和社会计划效率低下,因为这种世俗意识形态剥夺了自由意志个体对自由市场和生产力的决策权。

哈耶克认为竞争和个人抱负能够带来更好的经济成果。美国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年)则将社会主义定义为乌托邦(utopian),因为没有私有财产就不可能建立市场。商业竞争会产生价格信号,并根据供求规律来确定商品的价值。

如果这些杰出的经济学家,以及像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年)、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和沃尔特‧威廉姆斯(Walter Williams,1936—2020年)这样卓越的美国当代经济学家,都精通经济历史,并且分析过社会主义实验的惨痛结果,那么为什么如今社会主义仍然受到大量精英和年轻人的青睐呢?这是否源于新一代注意力较为短暂,而其中部分人更抱持着未经努力便自以为应得的特权心态?还是有些人容易被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和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这类听起来高尚的词汇所吸引?他们是否认为,即使自己工作能力有限,国家也会为他们提供一切呢?

社会主义者认为,应该没收那些辛勤劳动者的钱财,然后重新分配给那些往往缺乏进取心的“被压迫者”(oppressed)。当别人的钱被高税收耗尽,各种免费福利也开始枯竭时,那会发生什么呢?届时是否会出现食品和医疗配给制?

归根结底,社会主义惩罚生产力,奖励不劳而获的人。它认为人权源于政府而非神灵。根据美国现代社区活动家索尔‧阿林斯基(Saul Alinsky,1909—1972年)在其著作《激进分子守则》(Rules for Radicals,1971年)中对社会行动主义(social activism)的解读,持不同意见者会被孤立和边缘化。

那么,谁会从社会主义中获益呢?答案就是那些掌握权力杠杆的领导人。他们拥有塑造叙事的自由和权力,将民众描绘成资本主义的永恒受害者。那些被社会主义宣传所蒙蔽的人,最终只会感到同样的痛苦,而不是像其他人那样获得真正的人性满足。

更好的替代方案

年轻人应该如何正确地理解社会主义与其它政体选择的区别呢?应该从小就让年轻人了解社会主义的现实,而不是灌输那种自相矛盾的模糊理论,即集体平等、自由和幸福是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的。再者,国家能够给予的,也可以被收回。

年轻人身处自由市场之中。他们真的愿意放弃自己挣来的钱,拱手交给冷冰冰的官僚机构吗?他们需要意识到社会主义政策的后果,以免被空洞的政治承诺所蒙蔽。

经济社会主义(economic socialism)违背常理。例如,17世纪英国在北美的第一个殖民地普利茅斯殖民地(Plymouth Colony)的清教徒们建立了一种公有制生产体系,没有私有财产。这种体系运作不佳,因为一些定居者勤劳,而另一些人却几乎不工作,但所有物资却都分配给了所有人。这引起了不满,因此总督威廉‧布拉德福德(William Bradford)设计了一套私有财产制度,规定所有定居者都必须工作才能生存。这种自由企业制度更为有效,因为它创造了剩余产品,从而促进了贸易。

以色列是另一个典型例子。从建国到1980年代,以色列尝试过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但是这种模式并未给国家带来多少创新或繁荣。一旦以色列从社会主义政府项目模式转向自由市场经济,其经济便开始腾飞,如今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和创新力的经济体之一。

第三,阿根廷曾饱受庇隆主义(Peronism)数十年的折磨,这是一种军人主导、官僚主义盛行的社会主义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因国家干预主义而遭受重创。货币几乎变得一文不值,商品也极度匮乏。两年前,拥抱自由主义经济主张的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总统凭借政府改革和促进私营部门发展的竞选纲领获得全国选民的认可。

他用电锯砍掉了许多政府项目,如今这个国家正逐步走向自由企业与更高效的政府服务相结合的模式。年轻人应该明白,在民主社会中,掌握着自己的命运的是个人,而不是国家,而且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渴望尊严、自由和机会等。

作者简介:

克里斯蒂安‧米洛德(Christian Milord)是加利福尼亚州橙县(Orange County)的一名教育工作者、学生导师、美国海岸警卫队退伍军人和作家。他在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Fullerton)获得硕士学位,在那里他指导学生团体并参与扫盲计划。他的兴趣包括文化、经济、教育、国内和外交政策以及军事问题等。

原文:Is an Anti-Communism Week Necessary?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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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江一  来源: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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