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12日，华盛顿特区，人们在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前聆听演讲。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Rudolph Lambert Fernandez撰文／信宇编译）
2025年11月的第一周被定为反共产主义周（Anti-Communism Week，简称反共周），此举意义重大。本文作为系列评论文章的第二篇，将探讨共产主义如何持续在当代美国制造混乱。美国作家兼制片人朱莉·贝林（Julie Behling）执导的纪录片《披着羊皮的狼》（Beneath Sheep’s Clothing，2024）警告人们注意共产主义的严重破坏性：“在20世纪，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夺去了大约1.5亿人的生命。”
纪录片说道：“这段历史如今在美国公立学校系统中却令人怀疑地缺失了。”这其中蕴含着一个有意义的故事。
这部纪录片揭示了在某些地方失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Socialism-Communism）是如何不断尝试在其它地方重塑自身的，通常情况下，它会优先考虑权利而不是责任。
例如，来源国公民确实有权移民。但接收国也有责任为本国公民提供管理有序、意义重大的移民政策。来源国同样有责任确保其公民不被强迫移民，正如移民者必须遵守接收国的规范，而不是强加自己的理论一样。
反思需要谦逊和勇气；影片中提到的两个人就展现了这两种品质。美国共产党黑人领袖曼宁·约翰逊（Manning Johnson，1908-1959）曾被共产主义思想蛊惑，后来发现自己从小接受的基督教教育和批判性思维与共产主义自我毁灭式的群体催眠格格不入。美国工会活动家贝拉·多德（Bella Dodd，1904-1969）的经历也与之类似，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员，后来经历重大转变成为激进反共人士。
批判性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简称CRT）批评家詹姆斯·林赛（James Lindsay）指出，人们普遍误认为共产主义理论创始人、德国政治理论家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提出的是一种经济学说。事实上，他提出的是一种极权主义的“宗教”（Religion），强迫人们把自己改造成他们原本不是的样子。林赛的播客节目对这个主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
课堂上的共产主义渗透
在贝林的影片中，林赛向家长们喊话。他说，共产党人“正在对你们的孩子下手，你们的孩子就是他们的革命工具”。他们会想方设法给孩子们洗脑，但是他们必须确保家长们无法“先给孩子洗脑”。一旦“压迫政治”（Politics of Oppression）进入课堂，就更容易动员学生成为活动家，就像他们被动员起来参与新冠病毒（COVID-19，中共病毒）全球疫情恐慌和封锁、黑命贵运动（Black Lives Matter，简称BLM）、支持巴勒斯坦或反对以色列等抗议活动一样。
林赛、贝林和教育家卡里·巴塞洛缪（Cari Bartholomew）都感叹，美国K-12基础教育体系几乎把所有问题都称为“系统性”（Systemic）问题：种族主义（Racism）、恐同症（Homophobia，同性恋恐惧症）、恐跨症（Transphobia，跨性别恐惧症）、性别歧视（Sexism）等。“觉醒”（Woke）意味着意识到这些所谓的自我延续的霸权现象，并予以谴责。
这就要求我们打破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二元对立思维来寻找解决方案。而决定谁是被压迫者、谁是压迫者以及解决方案是什么的，正是那些少数族裔、激进女权主义者和LGBT（女同性恋者/Lesbian、男同性恋者/Gay、双性恋者/Bisexual和跨性别者/Transgender等）等群体。
2022年5月17日，加利福尼亚州里士满市（Richmond），一所学校的图书馆里陈列着新捐赠的LGBT书籍。
“全校、全社区、全学生”（Whole School, Whole Community, Whole Child）的教育理念设想学校要照顾孩子的一切需求，将家长边缘化，并削弱道德价值观和教会权威。这种理念教导孩子抱怨、责怪他人、自以为是，并将自己的感受置于一切人和事之上。
20世纪后期，美国教育理论家亨利·吉鲁（Henry Giroux）的“实践”（Praxis）是让激进分子获得终身教职，并围绕马克思主义议程和一致性来塑造教师工会。但是林赛指出，直到21世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真正蓬勃发展，扭曲了美国的制度，使其围绕受害者心态（Victimhood）和自我厌恶（Self-Loathing）而运转。
“共同核心”（Common Core）课程实际上抹杀（并修改）了美国历史的大部分内容，降低了学术标准，并强制推行以电子设备为主导的“内容”（Content）一致性。美国记者亚历克斯·纽曼（Alex Newman）表示，这并非教育，而是“行为训练”（Behavioral Training），就像俄国生理学家伊万·巴甫洛夫（Ivan Pavlov，1849-1936）训练他的实验犬对刺激产生强迫性反应一样。
贝林解释说：“一群被情绪左右、习惯于点击正确选项就能获得多巴胺即时奖励的愚民，比一群坚韧、怀疑、善于批判性思考的民众更容易控制。”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家长花了太长时间才开始质疑那些面向学龄前儿童、包含性别反串角色的电影、电视节目或校园节目等。
为什么怨恨文化（Culture of Grievance）如此广受欢迎？贝林承认这是因为大多数人曾经遭受过压迫。但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策略却将真相与谎言结合在一起。它假装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例如赔偿或私有财产再分配，能够通过免除被压迫者当下的责任，来恢复他们过去的权利。
2021年7月14日，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Harrisburg），洛伊斯·卡内什基（Lois Kaneshiki）与宾夕法尼亚州“停止共同核心课程、批判种族理论和公民行动”组织的成员在宾州议会大厦举行集会。（Steve Wen/Epoch Times）
学校性别教育
社会情感学习（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简称SEL）的批评者丽莎·洛根（Lisa Logan）警告说，“变革型”SEL鼓励学校教师教授“权力动态”（Power Dynamics），让白人孩子明白他们“享有特权”（Privileged），优越感根深蒂固，以至于他们存在“隐性偏见”（Implicit Bias）。他们的肤色本身就影响着他们的种族主义。
教师们利用情感勒索孩子，让他们为自己几乎无法理解的事情负责，强迫他们成为各种事业的盟友（和积极分子）。问题在于，当孩子们接受的教育与父母在家中努力灌输的家庭、宗教和文化信仰相悖时，就会产生认知失调。
变革型社会情感学习（SEL）将学校教育医疗化，把分歧、批判性思维以及宗教或精神传统病理化。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以及诸如计划生育协会等机构的课程引入了“全面性别教育”（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简称CSE），在课堂上讨论性别、身份认同和青春期阻滞剂，而不是适合学生年龄的性别教育。
纽曼引用了2023年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中学青少年风险行为调查（Boston Middle School Youth Risk Behavior Survey），该调查询问孩子们有过多少性伴侣，并提供了多达六个选项，最低为“从未有过”，最高为“六个或更多”。其它问题同样令人发指。其目的在于使儿童的偏差行为正常化，而他们的大脑尚未发育成熟，无法自行判断对儿童而言什么是正常，什么是异常。
2023年10月21日，人们在加州圣地亚哥（San Diego）集会，抗议儿童性化、未成年人秘密变性、学校里出现色情书籍以及其它相关问题。（Brad Jones/The Epoch Times）
可以采取哪些反制措施？
首先，民主国家必须摒弃自满情绪。正如影片所暗示的，社会主义的自我毁灭倾向会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显现；社会主义民主国家并非因为是民主国家就能够幸免。
例如，印度的民族主义-印度教至上主义国家（Nationalist-Hindutva State）和政党意识形态要求民众必须保持一致，以此作为爱国主义的证明，并将缺乏一致性视为叛国。联邦政府无视印度近30个邦的多元性，在公共生活中充斥着要求民众保持一致的口号。
这其中隐含的观念是，如果“一个国家”（One Nation）这个前缀宣布了某项政策，那么随之而来的任何实践也必须是“统一的”（one），并且必须毫无疑问地采纳：单一宗教、单一选举、单一民法典、单一语言、单一课程，甚至单一电子邮件服务器等。
其次，民主国家必须认识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DEI（全称为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理论中的“公平性”（Equity）是一种障眼法。它被包装成一种更平等或更好的平等，但实际上两者都不是。正如林赛所说，它实际上是一种“人为控制的政治经济体系，通过调整份额来使公民之间实现平等”。
全新的包装
事实上，这是换了层皮的社会主义。它破坏多样性，强加一种单调乏味的统一性。看吧，乔装打扮后的各种暴政正在肆虐。它非但不包容，反而像中共毛时代的“内部人士”和“外部人士”一样，将那些值得党和国家表扬的人点名表扬，而将那些应该受到谴责的人羞辱、责备和惩罚。
苏联异见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1918-2008），摄于1975年。每一个像他这样的作家背后，都有无数向克里姆林宫卑躬屈膝的苏联作家。（Library of Congress）
第三，林赛认为，争取宗教自由的斗争必须与争取个人自由的斗争齐头并进。苏联异见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1918-2008）曾经说过：“只有道德准则才能帮助西方对抗共产主义精心策划的世界战略。”没错，基督的召唤是要像鸽子一样温柔。但是林赛不禁要问，基督的另一个召唤，即要像蛇一样机敏，又到哪里去了呢？
最后，所有关心民主的人都必须挺身而出，采取行动，努力维护家庭稳定和信任，因为这是抵御邪教的最佳良方。无知不再是借口。林赛承认，恐惧阻碍了人们前进；他们害怕被排斥，害怕失去工作、朋友和家人等。
但他坚持认为，真相更重要。对孩子和我们身后世界的爱更重要。“妈妈军团”（Mom Army）创始人西克·史密斯（Seak Smith）回忆起柬埔寨共产主义的残酷暴行。如今，她致力于通过游说和诉讼，支持（或反对）保护（或危害）儿童的法案。
1964年，美国时任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1911-2004）在演讲中抨击类似的罪恶时，一次也没有提到“共产主义”（Communism）这个词。但他却五次使用了“社会主义”（Socialism）一词，暗示着一场与“最危险的敌人”的战争。在贝林的这部影片中，里根总统的讲话恰如其分地呼吁人们要有信念、勇气、清醒的头脑和高尚的品格：“有些代价我们绝不会承受……有些底线他们绝不能逾越。”
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本系列评论的第一篇中文文章“电影《披着羊皮的狼》呼吁反共”；点击这里观看英文影片《披着羊皮的狼》（ Beneath Sheep’s Clothing，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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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鲁道夫·兰伯特·费尔南德斯（Rudolph Lambert Fernandez）是美国的一名独立作家，主要撰写流行文化方面的文章。
原文：‘Beneath Sheep’s Clothing’: Communism’s Capture of America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