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乔乔因在网上发批评政府的信息被派出所约谈，他说在中国生活太压抑。他怀揣三万人民币走线到美国。图为他参加声援香港民主的活动。（林丹/大纪元）
2025年12月14日晚，我在美国得知一件让我心里很不舒服的事情。陕西省榆林市子洲县周家碱镇的村委会和镇政府，要求我缴纳中国的医疗保险。这一要求并没有通过任何正式渠道通知我本人，而是直接找到了我的母亲。
我已经两年多不在中国生活，也没有使用过任何中国的医疗资源。按理说，这件事早就和我无关了。但现实是，只要户籍和家庭关系还留在中国的系统里，一个人是否身在海外，似乎并不重要。基层政府依然把我当作需要处理的对象，而最省事的办法，就是从我母亲这里下手。
在反复催促之下，我母亲替我把所谓的医保费用缴了。这件事我并不知情，直到事后她才告诉我。她不是愿意，只是不敢不配合。她心里清楚，对方是政府的人，一旦拒绝，事情可能会变得更麻烦。
事情并没有随着缴费结束。随后，对方又提出，需要我母亲提供身份证、正反面照片和银行卡信息，说是“流程需要，之后会退还”。这些要求同样没有任何书面说明，只是口头转达。我母亲年纪已经不小，对这些流程并不熟悉，也分辨不出风险，只能在压力之下照做。
我听完之后，心里很沉。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这种方式。一个人在海外，却仍然被中共通过父母反复遭“处理”；一个普通的家庭成员，被推到前台，承担本不该属于她的压力和风险。
我一直想不通一件事：银行系统、户籍系统本来都掌握在国家手里，为什么不走正式渠道，非要向个人、向家属索要身份证和银行卡？原因其实并不复杂。一旦走正式程序，就意味着要有立案、有公文、有责任。而在我的情况下，这些东西都不存在。
我叫朱乔乔。多年来，我一直在海外公开发表反共文章，也在报纸和公开平台上持续发声。同时，我也曾在中共驻美国的大使馆和领事馆外，参与并进行针对中国共产党对我个人迫害及不公平对待的抗议活动。这些事情都是公开的，也不是一次两次。我很清楚，自己早就进入中共警方和相关部门的视线，长期被关注、被记录。
但直到今天，我从未看到任何正式立案的文件。很多人会觉得奇怪，一个长期在海外公开反对中共的人，为什么没有被立案？原因很现实。立案意味着程序、痕迹和风险。对一个人在海外、暂时无法直接控制的对象来说，立案并不划算。
于是，更常见的做法就是不上升到法律层面。不立案，但不放手；不找本人，而是反复找家属；不走正式渠道，而是借助各种行政名义慢慢施压。医保，在这种情况下，刚好合适。
金额不大，名义正当，看起来只是一次普通的行政操作。但它可以确认一个人的身份还在系统里，家庭关系还能被动用，也能不断试探家属的配合程度。它看起来温和，却很有效。
我母亲并不关心政治，也不理解这些制度是如何运转的。她只知道，如果不配合，事情可能会一层一层往下压。正是这种普遍存在的顾虑，让很多家庭在不知不觉中被卷进去。
真正让我在意的，从来不是医保的钱，而是它背后的做法。即便一个人已经长期生活在海外，只要他的身份、家庭和户籍仍然留在中国的系统中，这种影响就不会彻底消失。它不一定以抓捕或判决的形式出现，而是通过一次次看似日常的联系、要求和提醒，慢慢渗入生活。
最让人不安的，也不是某一项具体的行政事务，而是这种你很难拒绝、却又说不清楚边界的方式。它让人意识到，在这套体制下，离开国境线，并不意味着真正摆脱。对海外异议者来说，压力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更隐蔽的存在方式。
2025年12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