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人们熟知的"国家"，是指"土地"、"人民"、"主权"的三位一体。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这样一个国度，在这里只有顺从共产党的人才算人民，此外尽皆是反动派，阶级敌人。共产党与它所建立的政府一而二、二而一，党政不分，拥有军队、警察、监狱，是一部实施专政的"国家机器"。以"国家机器"对反动派、对阶级敌人加以专政，就体现了"人民民主"。对谁讲"民主"，对谁搞"专政"，最后裁决权属于共产党，甚至取决于毛泽东的一个批示，一句话（自下而上是简报政治或密折政治，自上而下则是批条政治）。强国弱民，大政府，小社会，政府是全能的，正以限制并窒息公民社会的孕育和产生。这样的国家里，共产党才是唯一的真正主人。共产党从上到下的组织，共产党的干部，共产党的制度，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遵奉的马恩列斯，都是只许服从不许反对，岂止不许反对，而且不容怀疑，不容稍有异见，甚至不容建言（毛泽东说"这是反动化的建议，不是合理化建议"）；岂止反动派、阶级敌人如此，被称作"人民"的，实际上也是"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否则你就丧失了名列于"人民"籍内的资格，归入另册。号称党的三大作风之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对绝不接受批评的讽刺，以致在毛身后没有人再好意思重提了。这样的国家称得上"人民共和国"吗？人民云乎哉？共和云乎哉？这是不折不扣的"党国"。
"党国"体制的创议者并不是毛泽东，也不是蒋介石，而是孙中山。毛泽东有时抬出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只在肯定他晚年倡导的"联俄联共"政策。孙中山以俄为师，借鉴苏俄一党专政的经验，提出了党国模式，未及亲身践行就逝世了，这份遗产留给了蒋介石。我们年轻的时候，便曾把蒋介石治下的"中华民国"如实地叫做"中华官国"或"中华党国"。这一体制是孙中山政治遗产中的负面部分。不过，孙中山毕竟受过西方民主思想的浸润，他还是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段论，让人看到"还政（权）于民"的远景。蒋介石不肯放弃独掌的大权，等到他匆忙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演出一幕行宪的戏，已是戎马倥偬的1948年，可惜像清廷迫于形势搞立宪一样，为时已晚，无法挽狂澜于既倒了。
至于毛泽东，与慈禧载沣袁世凯蒋介石不同，他取法"新俄"，形成一套自成体系的思路：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阶级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阶级，而工人阶级对全国人民和国家机器、政府事务的领导是"通过共产党"实现的，当然代表中国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然则共产党执政的政权就是先天的人民政权，自然不存在"还政（权）于民"的问题，谁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别有用心，不仅是挑拨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而且是企图推翻共产党，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反人民，罪在不赦了。无须论证，也无须验证，一切的论据都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句话里。打江山的理所当然坐江山，这就是出发点，也是结论。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制度安排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干部决定一切，"党管干部"，党内党外包括各民主党派的干部人选，委任升迁，概由各级中共党委说了算。原说由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组成"联合政府"的平等关系，不知何时暗转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一党独大，垄断公权，嘴里说的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实际上要的只是一个声音，应者云集，应声虫而已。
共产党于是成了国中之国，国上之国，而党的领导层则成为人上之人。中共党的组织原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体都是"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语-关键词，民主是前缀-修饰语。其基本原则是从少数服从多数生发出来：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则服从核心的核心之一人，这是在实践中必然的逻辑结果。据说邓小平晚年讲过，从前是毛泽东说了算，现在是我说了算。这完全符合毛泽东时代奠定的第一把手-第一书记"最后决定权"的制度-这一制度经毛泽东1953年《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规定"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邓虽在名义上不是"第一把手"，但他享有实际上的"最后决定权"则是事实。这也是中共组织人事上非程序化的一个突出的例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理论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人所共知，全国最高权力是掌握在中共中央手里。各级人代会的代表，都是由中共各级党委遴选，分配各选区投票通过的，俨然是"上帝的选民"，理应举足轻重了；然而从总体上说，人大也只是起个"橡皮图章"的作用罢了。至于本就由中共主持各方"协商"产生的各级政协，不但不同于1946年时的旧政协，也不同于1949年建国前夕的新政协，入选的与会成员实际上都被剥夺了独立平等的政治人格和话语权，要他们不当"花瓶""摆设"也难。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如同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一样，都是在现行体制下仅有的被允许参政议政的人，但他们之所谓参政议政不得越雷池一步，一旦对执政党的重大政策或全局工作提出批评，就会遭到反击，就是不安于客卿或傀儡地位，想要"分庭抗礼"。梁漱溟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遭到毛泽东的羞辱，不下于刘邦阶前的儒生。甚焉者就是像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那样打成右派亦即"资产阶级反动派"，换句话说是戴上"人民公敌"的帽子。
苏联共产党在国际共运中是"老子党"，中共执政后对各个弱势党派，也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老子党"自居。毛泽东从来不畏人言，自称"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即使是"小权"也仍由各级党政干部执掌，草民不得与焉）。《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回答"你们独裁"的指责时，说"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这是一句名言，言为心声，对普世斥骂的政治独裁，大有以可耻为夸耀之嫌。这样的"反潮流精神"，唯后来者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庶几近之。
3、毛泽东仍是皇帝，中国人仍是皇权治下的"臣民"
毛泽东自陈他于马克思主义，首要的是取其阶级斗争的学说和社会革命论。其他则是后来的补课。"我们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前一半他做到了，后一半没有做到。中国共产党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二十八年的后期，毛名正言顺地成为第一号人物，并且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被誉为共和国的缔造者。
但若问他的治国方略，对不住，还没有形成，或者说就是革命时期的原装货色，"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选"第一卷的头题，开宗明义第一章也。他根本没考虑过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转变变问题。仍然不乏大敌当前的危机感，仍然是为要对付敌人才去找朋友。落实下来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敌人是划定了。当然，现在看到的"毛选"第一卷卷首《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所列的敌人，已是建国后再三删改定稿的小名单。要知道1926年当时毛泽东目为敌人的大名单，还是要看最初的真迹②。那末，为什么后来不同时期毛泽东总要把更多的人-包括一度归入"人民"的人，特别是把所有知识分子当作敌人来打，就明白其来有自，一点不奇怪了。或曰，毛泽东"不把人当人"，是对敌人。革命的敌人，共产党的敌人，革命运动如农民运动的敌人。这些敌人如军阀官僚买办地主豪绅一贯不把人当人，则革命者也不把他们当人是完全有理有据的，此之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搞白色恐怖，我就搞红色恐怖以对之。这就是毛泽东的逻辑。这方面不须赘述。
①《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转引自《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阎长贵文，其中有云："'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按：指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二、韶山冲的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
当代中国有点魔幻现实主义，离奇荒诞与残酷现实紧密结合。
中国盛世的荒谬，可以link（链接）到高棉的骷髅堆，有历史记忆的人，或许还想得起毛泽东接见波尔布特那一幕，但是更深的历史逻辑，在中国文化或传统之内，二十一世纪了，北京人大会堂里可以全票通过一个集权，这是"恐怖平衡"说得通的？这要怪"近代耻辱"？甚至毛泽东说“我当了共产党的锺馗”时，也准备“摔得粉身碎骨”，他其实没有预料到，他死了半个世纪，头像还挂在天安门上，中南海里住进了一个“毛孙”，虽然他的嫡孙被人调笑，而他说“我也是秦始皇”，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