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从杨昌济学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极巧，此书恰是蔡元培从德国翻译过来的），曾在书上做了一万两千多字的批语，可见，此书对他影响之大。——〈世纪末回眸〉’
在毛泽东那一万两千多字的批语中，有莫名而癫狂的一句，近来常被人引用：
‘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
这原不过是毛泽东怀才不遇的一句牢骚，意即吾乃上乘之才，不幸生得卑下，跟相隔不远的清末广西僻壤那位洪秀全，如出一辙；但我在这里，引它来做一新解：新中国最高权力者，却是一个最卑劣者。此意即为“光棍式人物”（余英时语）窃得神器，则天下涂炭。“高”“卑”二字皆涵盖也。
三、邓小平：继承并超越毛之恶
数字“四”与中国情有独钟吗？“五四”既是现代中国的起点，也是苏共向中国输入“共产党”的起点；
整整七十年后，又出了个“六四”，则是一个杀劫的日子，杀了大量青年学子和市民，所以数字（日子）的排列常常含义暧昧，而“六四”恰以其血腥而获得世界意义，中国对世界无甚历史贡献，常常提供恶例。
茨威格认为，一个闪耀时刻出现以前，乃是平庸流逝的漫长岁月，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会决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进程。他归纳了决定人类进程的十四个瞬间，如拜占庭的陷落、滑铁卢的一分钟、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刑前获释，等等，历史中性，善恶兼顾，统称"人类群星闪耀时"，他只强调，这些瞬间一闪之后，世界再也不一样了。其中，他提到一列"封闭的列车"，像一枚威力巨大的炮弹，1917年4月从瑞士出发，穿过德国全境，最后抵达俄国的彼得格勒，不久"震撼世界的十天"爆发，这一炮摧毁了一个帝国、一个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发射的几百万发毁灭性炮弹都不敌它，因为这列火车把列宁送回了俄国。蜚声于二十世纪中叶的茨威格，鸟瞰世界尚看不到东方的中国，他归纳的"瞬间"也没中国啥事。倘若往前追溯，人类历史上能找到的中国影响，大概只有火药发明一桩。
然而列宁和"十月革命"，将整个二十世纪浸入血泊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三个人，对历史产生剧烈影响：列宁、墨索里尼、希特勒，三个恶魔；他们又代表着三个人类异端：布尔什维克、法西斯、纳粹；史无前例的血腥，也黯淡了茨威格的"中性"和"闪耀"，彰显的是历史之恶。
那么二十世纪晚期的历史，终于提供了来自中国的一个"瞬间"、一个恶例，因为它不是"群星闪耀时"，而是"血光屠城夜"，此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再也不一样了，即1989年6月4日的大屠杀，及其决策人邓小平；他在1989年跟七十二年前的列宁一样，也改变了历史，成为一个恶魔，两者的区别，是列宁去发动了一场士兵和工人的武装暴动，而邓小平则是指挥士兵镇压了人民的一场和平请愿。还有一点相似，即列宁神话，要到苏联帝国解体之后才破灭，历时近百年；而"六四"屠杀后，中国因经济起飞，而令专制更稳固，已历时三十年，"邓神话"至今没有破灭。
三十年经济起飞的破坏性，于今昭然若揭，它摧毁了中国，在价值和生态两个层面，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环境代价今天已成不争事实，大半个中国沉沦于重度雾霾，中共为挽救他们的江山，不惜毁掉中华民族的江山，土地、空气、江河统统污染了，国人的癌症发病率急剧上升，民间哀恸"国在山河破"；而且以中国巨大的人口、经济和区域，其环境问题势必将泛溢到世界各地，凡是与中国分享一个星球、一个海洋、一个大气层的皆将渐次受到影响，亦即中国的环境问题也将全球化。三十年的后果极其严重，不仅只对中国而言，也是对全世界而言，因为三十年后中共的专制，成为一个祸害，威胁人类。
当国际社会如梦初醒，开始正视中共这个邪恶政权，海内外对三十年历史的清理，也将将起步。
以八十年代中国的强人政治模式而言，在中共权力结构中，其高层运作也可以归纳为邓小平和赵紫阳二人的互动，前者作为"垂帘听政者"，后者作为前台操作者，其他人物都是次要的，二人互动失败，结局便是屠杀。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这一天，成为邓赵关系的分水岭。赵紫阳为了礼遇胡耀邦，也顺应民意，决定葬礼隆重、冠以"马克思主义者"评价、允许群众自发悼念等，这些都触怒了邓小平。从这天开始，邓小平对赵紫阳的信任不复存在。鲍彤说："我认为杀心从这个时候起的，决心是那个时候下的。后边的那些事情，只不过是邓小平继续观察或者说在稳定赵紫阳的情绪而已，后面的事情无非是这么一些事情。"由此，因悼胡规格酿成邓赵决裂，也成为"六四"事件的起因，这个关键细节，从前无人梳理过，也非常生动地凸显了在"新权威主义"模式下，党魁个人意志、好恶，便可轻易塑造历史。
邓小平认为，通过政治局扩大会议，或者中央全会拿掉赵紫阳，是合法手段，但是没有把握，非确定性很高，只有调动军队入城，才能完全掌控局势。这个过程必须在密谋条件下，通过军事暴力手段的非正常途径，实现权力的更迭。
邓小平为了维护他个人的权威地位，要除掉一个政敌，是不惜发动一场内战的，其范围也一定从北京扩大到南京、天津、上海、武汉，甚至全国，内战将使整个学运和人民成为牺牲品，整个改革注定夭折，是全国范围的一场大灾难，也将是世界性的灾难。
中共的权力结构在文革之后，即所谓"改革开放"年代，其实不是"党指挥枪"，而是倒过来"枪指挥党"的，这个制度，是经"南昌起义"、井冈山直到"遵义会议"，由毛泽东掌握军事指挥权而逐渐形成，并以一贯之的，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一直是一个武装暴力集团，它并没有因为四九年夺取全国政权而稍有改变，毛泽东始终牢牢掌握军权才使他可以"无法无天"；文革后也是由掌握军权的叶剑英，协同华国锋，促成了邓小平的"复出"，而邓也只能等到叶剑英去世，才经由谋取军权、废黜华国锋，才稳固地取得第一把交椅。
我们稍稍梳理这三十年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在文革之后走出毛泽东的"全能政治"统治模式，出来替代它的，是一个所谓"新权威主义"模式，当时也称为"新加波模式"或"亚洲四小龙"模式，即靠一个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威来推行经济开放，当时朝野无论政界还是学界，都对"新权威主义"一派叫好、期望极高，视为一种进步，然而邓赵自合作到决裂、最后发生大屠杀的这段历史，却充分证明了它的巨大局限性和弊病，甚至暴露出它有可能是灾难性的。这里的要害问题是，极权制度的性格会顽强地蔓延到它的衰败期，而在马列政党中萌发的非极权因素，通常很脆弱、生存艰难，中共在八十年代出现了胡耀邦、赵紫阳两位"新政人物"，而且都做到党和国家的最高位置，却依然不敌顽固派的反扑，一如晚清即便有一个皇帝（光绪）要改制，并且有一个维新派襄助，最终还是被保守势力扼杀于血泊之中。
三十年前发生过一场大屠杀，然后中国迎来二十年经济起飞，接下来就是贫富崩裂、阶级对立和道德滑坡，凡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见证了这三十年的盛衰罔替。一九九二年开始的中国市场化，是撇开所有制改革，先用国家权力排除工人的讨价还价；农村则是宣布"土地公有"之后，任凭公开瓜分，接着就是"圈地运动"——西方经济学中所谓的"降低交易费用",是指保证交易双方讨价还价权利的前提下,以整合契约的方式减少交易费用,而不是用剥夺一部分人讨价还价权利的方式为另一部分人降低"费用"。这一切国家暴力的干涉，都需要一个政治前提，那是由"六四"屠杀提供的，所以"六四"不能翻案，乃是中共的底线。
无情的剥夺需要貌似合理的麻醉和慰安，于是中共煽动民族主义，将"国家"在价值、话语、情感的层面置于霸权位置，压制、化约个人权利；将经济增长置于剥夺一切（民族的所有生态资源、子孙后代的生存）的优先位置，而铸成"国家安全至上"的新极权模式。这是一个集权升级版，是八九年苏联解体之后出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制度的更新换代，而西方和国际社会尚大梦如酣。
六四屠杀后，美国为了中国市场而迎奉中共，老布什给与中国"最惠国待遇"、克林顿接纳中国进WTO，所以"中国奇迹"是西方与中共集权制度的一个合谋结果，中共从六四危机中存活下来并升级为超强集权，并威胁国际社会，西方也要负责任，他们三十年才发现自己上了大当，可是由于中共已被西方绥靖主义豢养壮大，国际社会已受迫于一个前所未有的超强集权，历史已经不能回头。
中共合法性丧失第一次是文革；六四屠杀导致了第二次，所以陈云才提出"我们自己子弟接班"的战略，他们对自己传统的接班顺序已经丧失信心，这个死局，早在三十年前已经安排好了。比较台湾蒋经国，因为刺杀江南事件，而废储蒋孝武，蒋家退出历史舞台，中共正好相反，而是因六四危机而立储，但是"太子党"执政没有"合法性"的安全感，才是习近平向毛泽东倒退的底蕴。
今天，"改革"是一个最霸权的话语，却是一个死亡话语，仍然垄断著大部分人的想像和言说。我们的一切想像和话语都在死亡。也许，重新回到八十年代，去寻找"改革"的缘起、夭折，会带给我们新的想象和灵感。这也是研究赵紫阳和六四的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