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意图。从空中俯瞰北京央视大楼。该大楼被北京市民戏称为“大裤衩”。
据胡润研究院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高净值家庭数量降至约206万户，这是16年来第三次出现下降。面对税务部门强化稽查、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和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富人纷纷抛售房产，调整资产配置。专家分析认为，这一系列变化反映出中国经济活力下降、制度风险上升，经济已从“造富期”进入“保财期”。
胡润报告：高净值家庭数量16年来第三次下降
胡润研究院与万通保险近日联合发布的《万通保险・胡润百富2025中国高净值人群金融投资需求与趋势白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中国净资产在1,000万元（人民币，下同）以上的高净值家庭约为206.6万户，同比减少1.7万户，降幅0.8%；净资产在1亿元以上的超高净值家庭为13万户，同比减少2,200户，降幅1.7%。
这是16年来中国高净值家庭数量第三次出现下降，前两次分别发生在2019年和2023年。
报告调查了500位高净值人士，受访者平均年龄44岁，平均家庭净资产达3,700万元，其中企业主占比超过一半。
从地域分布看，广东以29.8万户继续领跑，北京、上海分别以29.7万户和26.3万户位居第二、第三位。深圳的高净值家庭规模降幅最大，同比下降2.3%。
在资产配置方面，报告显示高净值人群未来一年计划增配的前三类资产分别是：保险（47%）、黄金（42%）和股票（34%）。
同时，25%的受访者计划减少银行储蓄和货币市场基金的持有量，19%计划减持投资性房地产和土地。
值得注意的是，45%的高净值人士已持有海外金融资产，平均占其投资组合的20%，其中56%的人计划在未来一年内提高这一比例。
专家解读：经济风险上升导致资产配置防御化
中国问题专家王赫在接受采访时指出，高净值家庭数量下降反映了中国经济对中产阶层的严重冲击。
他表示，近年来房价回落、股市和理财产品表现不佳，居民财富普遍缩水；制造业利润率下降，企业经营压力加大，中产阶层与企业主面临双重挤压。
在房地产方面，王赫认为，过去多年形成的高房价与人口持续减少之间出现结构性错配，新房销售放缓，市场尚未见底。
“在当前风险环境下，股票和房地产的不确定性上升，黄金成为更受青睐的避险资产。”他说。
制度不确定性影响投资选择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Davy J. Wong）从制度层面分析，高净值人群资产配置变化主要源于三方面因素。
首先，房地产流动性下降，价格下行且交易困难，资产易被长期锁定；
其次，政策、税费及继承安排等不确定性增加，削弱房地产的保值属性；第三，市场预期发生变化，“只涨不跌”的信念破裂，保险和黄金成为防守型配置。
他指出，高净值家庭数量下降，一方面反映房地产与民营经济同步回落，部分“纸面富人”因资产缩水退出统计；另一方面，资金外流及移民因素，使部分高净值人士不再纳入中国统计体系。
“更重要的是，新富阶层补充不足，说明致富机制受到限制，中国正从造富阶段转向守财阶段。”他说。
中共税务稽查加码：“双高”人群成重点监管对象
在富人财富缩水的同时，中共税务部门正加大对高收入、高净值人群的稽查力度。
2025年12月8日，中共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前11个月税务部门查处1,818名“高收入、高净值”（“双高”）人员，追缴税款15.23亿元，涉及明星、网红等群体。（延伸阅读：中国1800多名“双高”人员被查税）
税务部门所谓的“双高”是指高收入、高净值人群，包括年收入超过100万元或可投资资产超过1,000万元的人群。
2025年7月起，广东、浙江等地税务部门要求部分企业高管和拥有海外资产的个人，补报过去五年的境外所得并补缴个人所得税。11月，北京、福建、广东、厦门、深圳和四川等地发布类似补税通告。
多名投资者向《第一财经》表示，补税主要涉及2022年和2023年度的境外收入。
这一系列变化背后，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深层困境。
中共财政部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疫情封控第三年）前三季度，全国财政赤字达7.16万亿元人民币，较2021年同期大幅扩大；同期税收收入明显下滑。
2022年11月，中共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就发布招标公告，建立自然人税收应用平台四期建设项目，健全以高收入高净值为重点的自然人税收管理体系。
从造富到保财的结构性转变消费行为更趋谨慎
王赫指出，尽管资本管制仍在，但部分资金通过贸易结算等方式留存海外，“外贸顺差扩大并未带动外汇储备同步增长”。
关于海外资产配置增加的趋势，王赫表示，虽然走资困难重重，但各种迹象表明中国资金对国内经济缺乏信心。
胡润集团董事长兼首席调研官胡润在报告中表示，高净值人群的财富管理行为，往往被视为市场的重要风向标。
报告显示，未来一年，高净值人群计划增加对子女教育和健康医疗的支出，同时减少奢侈品消费、人情社交及娱乐休闲等非必要开支，整体消费趋于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