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建，成立于1945年，成员主要是以在大中城市的工商企业家和经济界的中高层人士为主，他们大多都倾向于支持中共，并与中共亲密合作。早期成员有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孙起孟等。
上述这几人都参加了中共建政前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其中黄炎培还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不过，与其他民主党派高官一样，相信了中共并为之统战的黄炎培等人，直到厄运缠身，才明白自己上了贼船。
民建创始人章乃器被酷刑折磨
与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大知识分子章士钊同宗的章乃器，是经济学家，也是民建创始人之一，曾为中共统战立下功劳。中共建政后，章先是出任中国人民银行顾问，并参加政协，继续担任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其后出任粮食部部长。他还与李维汉等共同负责创建了全国工商联，任副主任委员。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一心为中共的经济学家，却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与章伯钧、储安平和罗隆基被中共划为四大右派，毛更是将章乃器、章伯钧和罗隆基划为右派的老祖宗。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刊布《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随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新闻日报》刊发《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章乃器被彻底打倒，被经常性的批斗。
1962年，由于章乃器上书政协要求平反，被认为是“翻案”行为，民建将其开除。文革爆发后，章乃器惨遭酷刑折磨，被剥夺了几乎所有财产。在其儿子、当代学者章立凡所写的《长夜孤灯录》中，记录了其悲惨的遭遇。
书中写道，在红卫兵抄家后，章乃器写了一份《呼冤书》贴出，自述爱国历史，说明1957年被划右派是一桩冤案，并与前来“破四旧”的红卫兵头头谈话，试图缓解形势。这个方法一时奏效，头头将部众撤回，还叮嘱父亲将客厅中陈放的文物撤下，以免被毁坏。
然而，没过多久，1966年8月24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革命群众”光临，不由分说便开始抄家，附近几所中学的红卫兵也闻风麇集，一场家难迅即降临。他们将章乃器押至东安市场旁的吉祥戏院，参加“打人集会”。被打的都是本区的“重点打击对象”，一旦进入这个“鬼门关”，便有去无回。
皮带狂抽、血肉横飞之下，周围的受难者都咽了气。只有年近七旬的章乃器靠着多年习练气功的功力，在那里硬挺着，但性命已在呼吸之间。此时有一位管片民警来到会场，向红卫兵要人，说是此人若被打死，不好向中央交待，将受伤的父亲送到了附近的协和医院。
章乃器被抬进协和医院后，先是被拒绝救治，后来又获得治疗，原因是周恩来在收到章乃器写的求救纸条后，下令救治的。
章乃器从医院被送回家后，苦难并没有结束，总共在各种酷刑和侮辱中度过了八个昼夜，这段日子里他一直绝食。红卫兵还将重病中的章的第五任妻子王者香，从医院的病床上光着脚拖回家里，铰了头发一起批斗；并将其藏书全部堆在院子里，燃起熊熊大火，架住他的身体，在烈焰烤炙下推搡殴打……
1967年章乃器写成的《七十自述》中记述了这段惨无人道的日子：“这是我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的灾祸，是对我一次最严峻的锻炼和考验”；“八月二十五日以后七天的遭受，是每天总有几批人来拷打、凌虐我。门是开着的，又没有人管，拷打和凌虐的自由是很充分的。值得记述的，是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伤肿特别不容易消退。还有人划了火柴烧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枪射击我的头面。此外，如用冷水浇头，如用水壶灌鼻孔，如硬要我吃肮脏的食物，等等，就算是轻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张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为我家里找不到辣椒，所以没有实现。但到最后我们要迁出之前，竟有人在用油彩涂抹我的面部之后，用氨水灌我的鼻孔，我真不知道这些坏人是怎样教育出来的。”
上述文字让人不寒而栗。
另外，作为收藏家的章乃器，自然也有着大量的收藏。除了被抄家抢走的外，其余的被康生下令装上六辆大卡车全部运走。文革结束后，章立凡曾收到一张权贵们攫取文物的不完全清单，其中有康生、陈伯达、林彪、曹轶欧等，尤以康生的胃口最大。但所列清单，都不是章乃器重视的文物，许多重要藏品至今下落不明，也未列入上述清单之内。据国家文物局提供的数字，红卫兵抄家上缴的章乃器文物为1464件，而到1980年北京市文物局发还时仅为1134件。
熬过这段惨无人道日子的章乃器1975年在邓小平的帮助下，摘去了右派的帽子，但不久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再次受到压制。1977年5月13日，章乃器在北京医院地下室离世。而他的妻子王者香则死于1966年红卫兵的毒打中。
有着如此惨痛经历的章乃器，带给人们的是怎样的启示呢？章乃器是否后悔当年听信了周恩来和中共的蛊惑呢？
民建创始人黄炎培妻死子亡
说到黄炎培，很多人马上想到的是“黄炎培周期律”。抗战后期，日本战败已是不争的事实，国共两党开始考虑政权问题。彼时，一些民主党派则希冀未来由三方共同执政，因此决定前往延安说服中共，这其中就包括黄炎培、傅斯年等人。
1945年7月1日在这些民主派人士抵达延安时，毛、周、朱德等亲自到机场迎接，并热情款待。短暂的几天，黄炎培、傅斯年等人得出了并不一样的结论，傅斯年进一步认清了毛和中共的真实面目，而黄炎培则被毛和中共的假像蒙骗，并在其后撰写的《延安归来》一书中，记录了他与毛有关“周期律”的一段谈话。
在黄炎培看来，个人、家庭、团体乃至一个国家政权都有其衰亡的规律，那就是：或是“政怠宦成”，即掌权者在治理国家上逐渐懈怠，不思进取，导致官僚主义严重，小人当政，祸乱政务；或是“人亡政息”，即明君或贤臣如果不在位，则所行的善政便会被废止；或是“求荣取辱”，即动机与效果严重背离，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
对于黄炎培这样的质疑，毛称中共已经找到了新路，即民主，即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而且毛还称中共能跳出这周期律。
可心明眼亮的世人都看到了，从1949年10月中共建政后至今，中国人就从没有享受过什么民主，口口声声所说的民主的实质就是人治。而缺乏傅斯年慧眼的黄炎培，在中共治下才切身明白了毛当年所言真的是谎言。
中共建政后，黄炎培确实受到了毛的重用，先后任政务院总理、轻工业部部长，同时还是民建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即相当于主席的位置。在任职期间，黄对中共的一些政策持不同看法，特别是反对对农民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毛称其为“资本家代言人”。后来中共从政府机构排除所有非共产党人士，黄仅被保留了在全国人大、政协和民建中央的职务。
黄炎培与原配夫人王纠思共育有五男四女，五个儿子依序为：黄方刚、黄竞武、黄万里、黄大能及黄必信；四个女儿顺次为：黄路、黄小同、黄学潮和黄素回。这九个孩子又生孙子女三十人。王纠思1940年去世后，黄炎培与姚维钧结婚，生育两双儿女，年长两女为黄当时、黄丁年；年幼二子名黄方毅、黄钢。
1957年中共发起“反右运动”，黄炎培的几个成年子女子黄万里、黄大能、黄必信、黄路、黄素回都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劳动。小女婿陈锵和外孙王实方也被划为“右派分子”。
1965年底，在文革爆发前，黄炎培离世，避免了文革的冲击，但他的家人却继续厄运缠身。妻子姚维钧因不堪批斗、殴打，于1968年1月20日服安眠药自杀。小儿子黄必信，因右派问题迁延未决，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就因批斗高压所迫，被逼自杀身亡；其妻子余启运，1968年也遭严刑拷打、被逼跳楼（一说被推下楼）重伤，流血过多致死。他们的小女儿黄可青蹊跷失踪。
而以反三峡大坝建设而广为人知的著名水利工程专家黄万里，文革被抄家，一些颇有价值的字画、照片等被撕毁，还被红卫兵打的浑身是血，头发被剃成了阴阳头。之后，他被赶出家门，三代人不得不住在清华的集体宿舍中。他的工资被扣，每月只发20元生活费。此外，他还被勒令参加校内劳动。1969年，黄万里被下放到江西劳动；1972年又被送到三门峡接受改造和批判，吃尽了苦头。
黄家人这样的遭遇，黄炎培若地下有知，一定会悲痛不已吧。
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荣毅仁三次要求退党
民国时期的荣氏企业赫赫有名，荣宗敬、荣德生两兄弟白手起家，在无锡、上海等地创办了二十多家民营企业，并以“面粉大王”、“棉纱大王”享誉工商界数十年，对中国民族经济影响至深。荣德生的儿子正是被中共称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
国共内战后期，国民党推行的货币和限价政策，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荣氏家族也出现了大震荡。上海产业界人士纷纷迁资海外，寻求新的出路，荣家也不例外。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荣鸿三、荣鸿庆和荣德生之子荣尔仁、荣研仁等先后离开上海，而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经再三斟酌决定留在大陆。
留在国内的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由于其特殊的背景，最开始得到了中共的扶持和重用，比如提供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荣毅仁还出任华东军政委员财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副市长、市工商联副主委、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民建一至四届中央副主任委员等职务，但在中共出于巩固政权为目的，打着“实行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的旗号，实则强行掠夺私有企业的工商改造运动中，不得不在1956年将祖辈辛苦创下的资产56间纺织、面粉厂等企业统统上交。时任中共上海市长的陈毅，在大会上将其作为榜样，宣称“荣毅仁是红色资本家”。
不知是看到了周围企业家悲惨下场而让他心有余悸，还是对中共的毒辣已有所了解，荣毅仁先后四次申请加入中共，但却直到1985年69岁时才被批准。
据香港《动向》杂志报导，1951年6月，时年35岁的荣毅仁在任华东军政委员财政委员会委员时，首次提出入党申请。陈毅劝他时说得很露骨：“你留在党外更方便，能做更多的事，再过10年，等你过45岁生日时，我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1957年12月，经历了“反右”斗争，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荣毅仁，更感到加入中共的迫切性，于是第二次提出了入党申请。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说：“你还是留在民主党派、工商界中工作。你入了党，大大小小资本家都入了党，那我这市委书记的位子也难以坐正。”
1962年10月，荣毅仁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期间，又一次向周恩来提起陈毅说介绍他入党之事。周恩来的答复是：“陈老总不是食言。我的意见，你还是在党外自由，如进入党内，政治活动太多，会埋没你的专长，是很可惜的。”
文革爆发初期，荣毅仁一家也受到了冲击。荣毅仁的右手食指被铁柱打断，妻子杨鉴清更是昏死过多次，连他们因患大脑炎而精神有障碍的四女儿智远也未能幸免。虽然荣毅仁夫妇后来保住性命，但荣毅仁还是被发配到锅炉房运煤，落下了腰疼病，而其眼底出血没有及时治疗也导致左眼失明。左眼失明后，他被派去洗刷厕所。
文革结束后，急于发展经济的中共再次想到了荣家在海外的关系，荣毅仁又一次被中共推出。1978年，荣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79年，则出任直属国务院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裁。荣毅仁凭借着自己的经商谋略、海外关系，为中共与他国的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不知出于何种心理，1985年4月，69岁的荣毅仁再次申请入党，终于得偿所愿，入党介绍人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人大副委员长彭冲。1986年2月，荣毅仁增补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分工负责经济和民主党派工作。1993年还被任命为国家副主席。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好不容易入了党的荣毅仁却三次申请退党。第一次要求退党与“六四”有关；第二次要求退党是因为与江泽民发生龃龉；第三次要求退党是2000年6月，这时荣毅仁已退休，代表各大花瓶党派出面，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要求开放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建议，江泽民叫其一边凉快去，荣毅仁一怒之下，不再参加党的活动，直到2002年12月江下台。
2005年10月，荣毅仁在北京去世。他留下了一份题为“我要对党说几句”的遗言，大致内容是：一个丧失信念的政党，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政党，一个脱离广大人民的政党，一个追逐金钱利益的政党，是没有希望的，是背叛人民共和国的。
诚如斯言。
民建主席孙起孟坐监八年
作为民建创始人之一的孙起孟早年做过教师，后受中共影响，与黄炎培、章乃器等人发起组建了民建，其被推选为中央常务理事兼秘书处主任，负责日常工作，积极帮助中共进行统战。
1948年，孙起孟代表民建前往中共统治区，参加筹备政治协商会议。中共建政后，他被任命为政务院副秘书长兼人事局局长、人事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民建副主任委员、民建副主席、主席等。1950年，秘密加入中共。
1957年中共发动“反右”运动后，民建中央在1959年“二大”时喊出了“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谓“听、跟、走”口号。然而，紧跟毛和中共的民建等其它民主党派依旧成为了被打倒的对象。
1966年文革爆发后，所有民主党派被红卫兵勒令停止办公，民建也不例外。民建各地组织也相继停止活动。许多成员作为“专政对象”，被戴上“牛鬼蛇神”、“反动资本家”等帽子，其在以往运动中向中共的“交心”材料和发言都被当作了罪证。孙起孟也是其中之一，不仅受到了审查，还被关在秦城监狱八年，其三个子女也吃了不少苦头。
然而，文革结束后，孙起孟似乎忘记了中共对自己的加害，继续紧紧追随中共，为中共统战站台，并将同样在文革遭到迫害的经济学家成思危拉入民建。难道不可悲吗？
结语
民建高官被中共迫害或迫害致死的自然不止上述四人，还包括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胡子昂，民建中央秘书长孙晓村，民建中央委员、民建云南省委主任委员寸树声，民建中央常委、民建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刘念义，民建中央委员、民建上海市委常委王性尧，民建中央常委、民建浙江省委主任委员唐巽泽……
一个个名字的背后都有一个个不堪回首的噩梦，而始作俑者正是中共。不知民建有多少高官在有过那些痛心疾首的经历后能明白背后真正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