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自由的生活
富二代赵典的流浪生活持续了一年，他并没有什么停下来的想法。这不是什么一时兴起的体验。
今年7月，我在大理见到他。他背着15公斤的背包，穿着起了毛边的背心，工装裤屁股的位置破了个洞，之前缝过，现在又破了。鞋子是二手市场淘的，80多块钱，鞋头开了胶。“还是名牌，阿迪达斯。”他说。他住在一顶红色帐篷里，是件二手货，下雨总是进水。帐篷扎在一片田地和水泥道路附近，抬头就可以看到对面的苍山和大理三塔。他每天只吃两顿饭，其中一顿是佛堂的免费素食。
赵典32岁，拥有活成一个体面人和精英人士的一切条件。他有中澳法三个硕士文凭，满世界的实习履历，从奢侈品公司到顶级券商。
对他来说，赚钱不是什么难事，早在澳洲读书的时候，他就和当时的女友做鸡汤外卖，一份25澳元，毛利70%，深得当地妓院的喜爱。即便抛开这一切，他的家庭条件也足以让他过上远优于普通人的生活，如果他愿意老老实实当个富二代的话。
他曾拍过一条上海家中别墅的视频，里面是电梯、台球桌和昂贵饰品。父亲做建材生意，爱好是飞到英国打高尔夫，或者和母亲一起邮轮旅行。他厌恶这一切，更愿意跟陌生的流浪者或加油站工人聊彼此的生活。
现在，他生活在大理，每月只花100元，钱来自日结，大多是除草、洗盘子之类的体力活。由于还是新西兰国籍，所以送外卖并不合规。他爱这些工作，就像原始人热爱采集、打猎和分解动物尸体。
事实上，他的人生曾因为刷盘子改变。他或许有比常人更多的敏感，于是在成为社会精英的道路上，他只能收获沮丧与无聊。在巴黎，他度过了最黑暗的时光，然后决定过上彻底自由的人生。
赵典做灌溉果树的日结工
什么叫彻底自由呢？在任何公共场合，他要做的第一件事都是靠在沙发上，脱鞋脱袜子，让脚自由散发味道。如果你不爽，可以跟他打一架。他只做自己喜欢的工作，除了体力活还有组织露营和教育活动，跟不同的人聊天，带陌生的孩子学习技能；或者写公众号，搬运心理学视频。他每天工作一两个小时，时间久了会不开心。
他几乎不用洗发水，不刷牙，只用牙线清理，但笑起来牙齿整齐发亮。对于赵典来说，自然的意味着更优的。
某些时候，过去也会浮现。在上海流浪的时候，一天晚上，在酒店后厨打完工，他走到大堂演奏区弹了一首钢琴曲。没过一会儿，工作人员示意他离开。
他足够诚实也足够勇敢，愿意回答任何问题，即便代价是伤害别人或者伤害自己。他从不遮掩自己对父母的抗拒，他希望和他们保持陌生人的关系。他有一个女儿，读大学时就有了。
母亲是位俄裔美国女孩儿，这是在非洲做志愿者时冲动的意外。他反对打掉孩子（当然最终会遵从孩子母亲的意愿），理由是不能剥夺孩子出生的权利。他愿意承担代价，也就是做好准备在20岁成为一名单亲父亲。
他的电脑上贴着女儿的照片，且从不掩饰对女儿的爱和对女儿母亲的厌恶。他希望能和女儿待在一起，前提是女儿愿意过流浪生活。
在常人看似坠落的生活中，赵典建立起某种新的秩序。他早睡早起，在帐篷里更能遵循自然的节律。他现在很少抽烟，也不再玩游戏，这些是之前生活的一部分。他选择成为一个勇敢的人，选择自由，也选择付出代价。
赵典在收拾帐篷
“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愉悦，特别的平静”
赵典的皮肤是匀称的黑棕色，肌肉结实，这是长期体力劳动的结果。我试着背他15公斤左右的背包，走起路来要全身发力。他每天在大理游走，整个人看起来健康且轻松。虽然喜欢干体力活，但他不想找长期工，日结更自由，不喜欢做就随时离开。他似乎活在工商社会的秩序之外，当然不是一直如此。
在一个敏感的年轻人发现自己的敏感之前，往往生活在懵懂之中。2012年，他在澳洲读大学，选了商科和哲学双学位，哲学自己喜欢，商科是父母的期望。他的父亲做实业，完成原始积累，儿子用钱赚钱，完美的财富传承方案。赵典称不上排斥，他想自己或许会喜欢这个专业。
他尝试一门门课，最初积极乐观，或许自己只是对管理学不感兴趣？只是觉得营销很乏味？或者只是不喜欢这门课的老师？当然，乐观的理由一个个熄灭，他只觉得无趣。
赵典本科时期
他对自己抱有很高的期待，就像所有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一样。他参加过很多次实习，但每次都无法持续。在悉尼，他去一家卖轮胎的公司实习，负责人工比对参数。这边是25-50-65，要检查那边是不是也是25-50-65，一次比对几百行，然后列成PPT交上去。“很繁琐，完全没有创造性。”他形容。此外他还去过陆家嘴的券商，国外各种公司，工作内容大同小异，他觉得自己总是在走神。
痛苦之处在于，他希望取得一些成绩，但工作真的干不下去。
你可能会觉得矫情，毕竟大部分人工作只是为了谋生。但很不巧，他天生对钱无感，对富有带来的生活方式也无感。大学时他没钱了就找家里要，一次一万澳元，自己花得少，跟别人合租可以住客厅，最大的开销是花几千澳元给女友买包。
澳洲中国学生里有家庭优渥的，一起出去吃饭唱歌，他没兴趣。女友说他太邋遢，应该穿什么品牌的衣服，喷什么香型的香水，懂得搭配。他不太懂，觉得麻烦。
殷实的家境让他不需要那么在乎钱，实在穷了也没关系，他很节约，小时候要撒三泡尿才肯冲一次马桶，他不需要那么多。他只愿意对自己喜爱的人和事情全情投入。比如女友2017年去巴黎读书，赵典马上随便申请了个学校，三年学制，到两人分手时，他还没毕业。
2017年，赵典在巴黎高等商学院
他无法像大多数人一样选择忍受。在巴黎时，他决定“再给世界一次机会”。他去奢侈品公司，负责收集各个市场的消费者情报，又做成PPT交给领导。他依然做不到，一些本来要做两个月的项目，他一个月就不想做了，领导对他不满，甚至向学校反馈差评。
但没办法，他只觉得压抑和乏味。而他的同事们不一样，他们本就是奢侈品的消费者。随之而来的是自我怀疑，问题只出在自己身上。“就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做不好，没有工作能力。”他说。
他痛苦极了。他又一次失败了，更深刻的失败是，类似的失败不断重复。他无法适应每个人都能适应的世界，像是一种残疾。他觉得自己没有力气迈出家门，虽然内心依然深信应该继续找工作，但他甚至无法打开投简历的网页。他待在合租的房子里，室友是对外国人敬而远之的本地人。
他和同学联系很少，后来他回忆，不是不愿意，而是自己“没有能量”。疫情恰巧把他和外部世界隔绝起来。他只能没日没夜打游戏，“那时候一天有26个小时”——因为每天都比昨天晚睡两小时，直至平白多出一天。只在饿得快死掉的情况下吃顿饭。
游戏疯狂打了三个月，他放纵自己跌落谷底，“每一天都知道自己想要更差一点”。但现在回想起来，他并不认为这段时间是荒废的。
沉沦让他卸下了某些沉重的东西，不管学业、工作、父母的压力，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废人，他不在乎了。“反而会觉得，自己的人生还是有一些可能性的。”他说。
这时发生了一件让他“刷新世界观”的事。当时他依然抱着重返社会的执念，但大幅降低了标准，“最基本的工作，我可以挑战一下。”他和朋友去一家中餐馆当了服务员。在中餐馆，赵典每天的工作是洗碗、切菜、码菜，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扛进仓库。
他每天从上午9点站到晚上7、8点，同事们密切合作，你和面我炒菜，一个碗一个菜一份肉，及时反馈，细小却实在。他感到身体劳累，但精神“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愉悦，特别的平静”。
“我从来不可能预想到，原来洗碗会这么开心。”赵典说。在大理古城的一家华莱士里，他咧着嘴笑，露出一口整齐的大白牙。“（切菜的时候）你没有烦恼，没有那些负面情绪，很心流的感觉。”“（对于洗碗这样的工作）别人都说你是个很失败的人，做的应该是非常‘凄惨’的事，但比我所有的工作都开心。”
最初还有些面子上的掣肘，中餐馆的厨房是开放式的，他总是背身面对顾客，不希望被人认出来，“但洗着洗着就把包袱洗掉了。”他说。再后来，2023年他回到国内，在成都民宿里铺床，到川西做义工，洗马桶。他略有不适，但随即意识到，这种不适源于自己身上也带着社会对“洗马桶、扫大街”这类工作的歧视。
他去了遥远的地方，身上的背包越来越重，心里的包袱却越来越轻。
家里有钱之后就变了
七月的一天，我跟赵典去一座山头干农活。太阳烤得人发烫，这个活是在大理做农业的朋友安排给他的。赵典拎着两桶中药和水混合的溶液，上山给果树浇水。山上树多，枝桠漫天，他手臂被树枝刮了不少伤痕。类似的工作，他每个月干10次左右。他的日结工资从50到200不等，有时在地里割两小时草也只挣50。
赵典和一个日结工朋友
半年前，赵典看着自己卡里的几千块钱，感觉太多了，他要给朋友杨树800。杨树31岁，也在大理流浪。他愣了一下，不好意思收，说要把自己没卖出的电助力自行车送给他，赵典接受了，然后放在扎帐篷的露营地供所有人用。
赵典希望自己保持贫穷，这会督促自己过勤俭的、劳动的生活。他需要靠贫穷保持清醒的状态，不被包括消费主义在内的各种概念裹挟。“比如我看见一家奶茶店，如果身上有钱，只会想喝哪一杯；但没钱的时候，想的是为了能消费起这杯奶茶，我们付出了什么代价？”而这些代价是他不愿承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