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典和杨树同为流浪者，也都是做事的人，但两人对金钱的态度截然不同。杨树曾想找赵典合作营地民宿之类的，赵典拒绝了。杨树觉得，赵典希望做的事更偏公益方向，但杨树希望它能更商业化。
大理有太多以不同逻辑生活的人，比如杨树。他31岁，是赵典的朋友，也是大理的网红之一。杨树瘦高身材，小腿纤细紧实，一头长发，脸笑起来像开花。
他曾经的伴侣海外留学归来，在上海当了十年白领，然后和出身农村、高中学历的杨树结合。那时他们希望践行某种自然的生活理念，他们住在大理附近一座真正的荒山上，会遇见野生动物以及偷猎者的那种。他们保持所谓的开放式关系，并生了孩子。博主“峰哥亡命天涯”拍过他们，后来“一条”也拍过。现在他们分手了。
我在大理一场教育分享会上见到杨树，他分享了学习温柔分娩的经验，第二次是在大理图书馆，这时他在大理流浪近一年。杨树崇尚个性，尝试理解各种概念，是个开朗的人。
回看过去的经历，虽然当时两人过着看似世外桃源的生活，但关于生活的一地鸡毛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他们因为各种原因争吵，比如要不要用为数不多的存款买一辆二手车，比如女方对其他男性的态度让杨树嫉妒，或者女方试图建立的“女性共居计划”招徕的女性，对他总有莫名的指责——“又不挣钱又不干活，回家干什么？”——“那是我家啊…这个房子都是我建的。”他们两人最后在愤怒中结束了这段关系。
杨树以前是那种即便有卧室，也要在天台搭帐篷住的人。但现在，他对成功的渴望称得上迫切，转变是从孩子降生之后发生的。
那时他发现前任开始为金钱焦虑，为未来担忧。现在，前任带着女儿在江西，他在大理，前段时间音乐节，他去扮了几天人偶，赚了2000元，给女儿打过去800。除了这些，他也做不了什么了。所以他必须赚钱，杨树更喜欢用另一个词，“成功”。为了成功，他尝试过脱口秀，拍过访谈，现在和一位久居大理的朋友创业，项目大概和徒步相关。
杨树觉得他和赵典都热爱自由，但他没法做到和赵典一样放松。有时赵典说去哪里徒步，或者组织流浪活动，杨树也很感兴趣，但如果他把时间放在类似的事上面，他会觉得没有安全感。“我还是有经济压力，他能够得到满足了，我是满足不了。”杨树说。
“我们最大的差别，可能就是家庭背景太不一样了。”杨树说。
在杨树看来，赵典对金钱的抗拒来自家境的改变，“他很小的时候好像挺快乐的，但是家里有钱之后就（变了），”杨树说，“可能父母没有时间陪他。”
赵典是辽宁人，他的成长伴随着父亲生意的成功，之后他跟着去了上海，四年级去了新西兰。
赵典和新西兰的高中朋友去爬山
在面对父母时，赵典总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冷静，或者说无视。他很少和父母联系。“我觉得他们一直是我的对立面，一直是我的敌人，一直逼我做我不想做的事情。”赵典说。
一天下午，我跟赵典去参加了一场直播，主持人是他的朋友。作为一个十几岁女孩的母亲，主持人和赵典聊起他的童年和父母，赵典觉得，所有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但他们爱的方式几乎都是错的。
像大多经商家庭长大的孩子一样，赵典从幼儿园就开始寄宿，然后是小学。他觉得学校像监狱，周日回学校前，他总会想尽办法逃跑，妈妈在商场里追他，他不敢跑远，只能隔着一段距离。他总是哭，因为各种事，可能是上学、写作业或者弹钢琴，不记得了，能记得的是哭泣从来没有得到安抚。其实他的要求并不过分，“我就是想她陪着我，或者多在我身边待一会儿。”赵典说。
小学四年级，他和妈妈去了新西兰，父亲在国内赚钱。在赵典看来，母亲几乎不懂教育，更不会沟通。十几岁时，他们出现任何矛盾，妈妈只会指着鼻子让他闭嘴。演变到后来，变成“谁说话声音大，谁打断别人说话，谁就能主导”。他说。
另一次，他在争执中无意踢了母亲一脚，他记得母亲的和呆愣的自己。后来，赵典觉得自己的记性变差了，因为“要回避和压抑那种痛苦”。“其实可能父母和孩子走到我这一步是蛮可惜的。”赵典说。
很多人羡慕他的家境，但他觉得金钱在教育中并不重要。前几年他为了走出困境，自学了心理学，现在他觉得，最重要的东西反而是没有那么难给予的，“我爸有点可怜，他把力气（花在拼死拼活挣钱上了）。如果他有了一些心理学知识，他还会这样对他的孩子吗？他还会花很多时间去赚钱，而不是去陪伴他的孩子吗？”
小时候，父母经常带他认识工厂的下属，商场的朋友，他们希望赵典走上他们想要的道路。但现在赵典回忆起来这段经历，只觉得“在有一定财富背景中长大的孩子，一般都会看到这种社会的虚伪。”出于天生的敏感，那时他就观察到，饭桌上大家互相吹捧，心照不宣。
作为孩子，他被要求端起酒杯跟叔叔讲两句，他不理解做这些的意义——长大后变成不屑——然后大人们继续说话，他很快走神。他总能发现一些荒谬的地方，比如那些金碧辉煌、摆盘精致的餐厅，总是很难吃。
回国之前，赵典不管去餐厅打工，还是做别的什么，父母总觉得他是“短暂休息一段时间，最终还是会上班的”。但是他们显然错了，于是无时无刻不想把他拉回原先的生活轨道。母亲问，“为什么你要过这样的生活？”他试图解释，但无果。
在成都民宿的时候，父亲给他打电话，让他赶紧回家。他以为家里出了什么事，问了半天父亲才说是工作上的，他说那算了。家里也尝试给他介绍相亲，他一身流浪汉打扮就过去了。他坚定地拒绝家人资助，唯一收过老叔的几千块钱，因为老叔说不收就不认他这个侄子。
“你没有看到你妈妈的优点。”在直播结束后，沈丽萍对赵典说。她是蒲公英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在新西兰就认识赵典的母亲。沈丽萍讲起赵典母亲，她带着赵典在国外生活多年，在新西兰成立了一家话剧社，自己募资，招募演员，排戏，卖门票。
她还是新西兰一家华人电视台的主持人，她们最初相识就是因为一次采访。在沈丽萍看来，赵典的母亲能力强且为人善良，更是爱自己的儿子，或许是她喜欢的小资生活让赵典不习惯。
至于父亲，赵典依然觉得和他有价值观的冲突。之前父亲在上海买了套别墅，要带他去看装修。赵典问“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东西？”父亲说节假日可以和亲戚朋友聚会。赵典无法理解，“想聚会的话，去哪里不都可以聚吗？”
只有在谈论父母时，赵典才会表露出急切，声音提高，平时他总是淡淡的。今年夏天赵典回上海，正赶上生日。父亲说请他吃饭，想吃什么？他说那就吃麦当劳吧，小时候过生日，最开心的就是爸妈带他吃麦当劳。
“最差也就是这样了”
七月的傍晚，赵典带着几位参加流浪活动的人，到亚朵天台上聊天。赵典盘着腿坐在台阶上，参与者们坐在地上，他们看起来三四十岁，喜欢讨论教育和哲学问题。赵典和他的朋友们把附近的亚朵大堂当作客厅，以及办公空间，有多人活动就坐电梯去天台。
后来发现那里的洗衣房不用投币，还有洗衣液和柔顺剂。不过要早上六七点过去，之后会有工作人员使用。当他们蓬头垢面坐在大堂里，充满边界感的工作人员只会问，“先生有什么需要吗？你说‘不需要不需要’，只要脸皮够厚就可以了。”赵典说。
2024年10月份，赵典在成都办活动
赵典经常在大理组织流浪活动，参与的大多是好奇这种生活方式的城市人群。在他看来，流浪可以是生活方式，也可以是一种工具。不少参与者告诉他，流浪活动“对我很有启发”，“如果你知道（最差也就是这样了），你就不会那么焦虑，就更有底气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二树是赵典大理流浪活动的早期成员之一。他来自湖南，86年生人。他原本有一份修理共享单车的工作，今年4月来到大理。他认为之前的生活方式不是自己想要的，颈椎和腰都不舒服。
二树通过短视频认识了赵典，对于流浪生活，二树不适应的地方是睡眠不好，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夏天帐篷闷热，蚊虫多，冬天寒冷。但赵典似乎毫不在意。昨晚大理又下了雨，赵典的防潮垫搭在帐篷上晾晒，邻居问他昨晚睡得怎么样？“睡得挺香的。”赵典说。
赵典有时会发视频，讲述自己从富二代到做日结的经历。但最常见的评论是，“因为你有特权。”这让赵典感到愤怒。他希望做的事，是证明所有人都有自由生活的权利。
于是去年在上海，他第一次开始流浪，假装自己一无所有，找到废弃的楼层扎帐篷。那里是毛坯房的样子，灰尘很大，散落着垃圾。流浪的初体验并无不适，在这之前，他已经去过非洲、印度和川西，习惯户外生活。
2022年底，赵典去印度旅行
他开始越来越多地和不被看见的人打交道，比如保安。在上海，他住在楼道里。保安让他别在这里睡，同时跟他聊起来，问他为啥要睡在这里。保安知道上海有一个月几百块钱的住处，建议他过去。赵典认为他们都是很好的，不好的那些不记得了。“因为他们很能理解你，你知道吧，”赵典说，“因为他们就是那种经济情况的。”
除了组织流浪，赵典在大理做的另一件事是教育。我第一次见到赵典时，他在参加一场教育讨论会，由沈丽萍组织。参与者多是母亲，她们在大理生活多年，实行homeschool的教育方式，也就是在家学习。去年9月，赵典从上海来到大理，他看重这里新式教育的氛围。
大学的时候，他就想创办一所“梦想学校”，让更多孩子找到心中热爱。现在，他的项目是“去玩”，他发布“任务”，并带孩子参与，可以是剪片子、摄影，也可以是洗盘子。项目是公益性质的，孩子完成任务后会得到家长给的奖励。
之前他帮一位母亲带孩子，孩子六七岁，妈妈离开了，总是哭。赵典陪着她，诚实地告诉她妈妈去工作了，她需要跟他待在一起。他不想欺骗孩子，更不会拒绝回应。
孩子要跑，赵典也不阻拦，只是默默跟在身后。据赵典说，他希望孩子有选择权——这是他儿时缺少的东西。“就像一个小孩学走路，总是摔，”他说，“但这样才能学会走路。”如果想拿刀切菜，那就切，切伤了就切伤了，以后他会小心。孩子不想上学就可以不上学——homeschool一样是很好的，甚至他认为是更好的教育方式。
他认为人应当是生长出来的，人类自然而然地拥有一切。父母的作用是给孩子无条件的情感支持，而非干涉。赵典告诉我，他从小就不喜欢刷牙洗脸，现在他自由了，于是不刷牙，只用牙线，但自己的牙齿也没怎么样。当然，如果以后牙齿坏了，或许他会刷的。
恐惧本身是一种束缚
在大理，赵典和所有人都相处融洽，但所有人都相信，赵典和自己不一样。一位营地的大哥告诉我，“虽然他自己分得很清楚，但是再怎么样，继承权还是在他身上对吧……过几年他可能改观了之后，他想要随时都可以。”或者更玄乎一点，杨树认为，赵典比那些生活所迫的流浪者身体更好，“心情不一样，”杨树的意思是，赵典有选择的权利。
关于财产继承的问题，赵典认为，如果父母并没有留下分配方案，他会继承财产，并捐给他信任的项目。那时的他不一定还在流浪，但总归“自己的生活用不上这些钱”。
对他本人来说，他的确确不想回到原来的生活了。彻底成为流浪汉之后，他获得了一些此前从未有过的觉悟。前段时间回上海，赵典看着街头和地铁里的人，发现他们并不开心，忧愁写在脸上。原先他也是其中一员。他形容那是一种清醒的感觉，就像吃了《黑客帝国》里的红色药丸。
随着流浪生活的持续，他开始越来越多地质疑世界。比如，大家都认为预防是保持健康最重要的手段，但他认为，更好的方式是把自己暴露在一些挑战中，让身体更加强壮。经受寒冷和风雨是必要的。前段时间他摔到小腿，没做任何处理，伤口自然愈合，结痂，露出鱼鳞般的皮肤。
道德、教养和礼貌似乎也不重要了。“它存在的意义是牺牲一下你自己，让整个群体可以更好地运转。”他说，“它没有一个比让自己爽更深的意义。”但对赵典来说，让自己爽就是最大的意义。“与其说你担心爽的后果，不如你先爽了，然后承担后果，后果也就没有那么可怕了。你就不会有那么多内耗。”赵典说。他觉得人不能既要又要，你很难一边做机械的工作，一边维护自己的创造力；很难在选择彻底自由的同时，获得安全和舒适的保障。
他的轨道离父母和曾经的生活越来越远。爸妈最近几年迷上坐游轮旅行，叫他一起，他从不想跟他们一起去。这种抗拒里甚至包含执拗。回上海家里看到是龙虾鲍鱼，他拒绝，“就算我本身喜欢（吃），但如果它是带着这种标签的，我也不喜欢。”
他上次回上海的家，到小区门口，他穿着破衣烂衫，没有门禁卡。他让保安开门，保安阴阳怪气，“真把这当自己家了？”他毫不犹豫地对保安竖了个中指。保安骂他，他对骂。保安说要打他，他说你过来我打死你。后来他告诉我，他并非不清楚代价，“我做好准备他捅我一刀。”赵典说。
他不在意别人看自己的眼光，现在更愿意听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说话。在非洲的时候，他因为没带护照进了看守所，在看守所里跟很多底层人关在一起，有一位当地的农民，他给地主付钱承包一块地，但地主撕毁了租约，贿赂警察把他抓了起来。他感到愤怒，但无能为力。
他希望能帮助更多人，他深知不了解他们的生活，“至少我在经济上可以（跟他们类似）”。他在B站认识了一位在上海做日结的女生。据这位女生说，她意外怀孕，但没钱生下来，就找赵典借钱。他也不知道女生说的是不是真的，但还是把身上的几百块钱给她了，当然没指望还。他想万一她是真缺钱呢？以及，他希望让对方意识到，哪怕在最绝望的时候，这世界上是有愿意帮助她的人的，这也许能让她坚持下去。
有个很多人问过的问题，如果老了，病了，怎么办？赵典的答案很简单，认命。
看到时候还想不想活，想活就找找人援助，不想活就简单了。一切都关于成本与收益，如果长寿和稳定的代价是失去自己的面目，赵典认为并不值得。更深刻的原因是，恐惧本身就是一种束缚，他要战胜它。
赵典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被他人，或者被自己的恐惧支配，也认为没有人应当如此。他最骄傲的事是始终没有被世界改变，“很多人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但是他们在某个时间点，也不再去寻找让自己满意的生活了，他们接受了人生给他们的安排……我一直没有接受这个，除非给我一个自己满意的。不然我是不接受的，就算是差一点我也不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