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刘晏与李白，因为不同的选择，在历史的终局里留下了不同的身影。李白人生的最后五六年，由于“谋反”之罪名，过得栖栖遑遑;刘晏则凭借举报永王造反之功，继唐玄宗的信任之后，又受到了新君唐肃宗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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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王之乱被平定的当年，至德二载(757)正月，安禄山也被其子安庆绪和宦官李猪儿合谋杀死。唐朝官军趁势发起战略反攻，安禄山的部将史思明投降，被唐肃宗封为“归义王”。随后，长安、洛阳相继被收复，人们也开始对大唐再造盛世满怀憧憬。
然而，待唐朝中枢放松警惕后，史思明又举起叛旗，战乱再起。
▲史思明。图源：剧照
安史之乱几番折腾，大唐财政濒临崩溃。唐肃宗只能加紧敦促户部官员拟定财政策略，稳定民心。考虑到国库入不敷出，宰相第五琦提出了两项重要措施——榷盐法和铸行大钱。
第五琦认为，要在短时间内使国库充盈，必须“榷盐”。具体做法是，在各地设置监院，鼓励盐业生产，并免除盐业生产劳动者的徭役，让他们安心产盐、晒盐，而其所产之盐只能卖给官府，官府再以每斗加时价百钱售出。同时，地方应大力打击私盐私卖，维护官家产盐业的利益。
第五琦的榷盐法确实在短期内提升了国库收入，但接下来，他的铸行大钱，却又将百姓推向了水深火热之中。
出于战争经济的需求，第五琦请铸乾元重宝，规定新币以一当十用。因战事延长，第五琦又发明了一种乾元钱，规定百姓可以以一当五十用。但这些新币发行时，唐朝中央并没有明令禁止使用前币以及打击私铸货币。因此，乾元钱一出，市面上流通的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就不断贬值，米价腾飞。吃不饱饭的百姓和部分僧人，只能砸锅卖铁，屡屡犯禁。长安城内的犯罪率直线上升，逼得唐肃宗只能另找贤良安抚民心。
▲唐肃宗。图源：剧照
刘晏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接任了京兆尹。
考虑到刘晏从前治理地方颇有政声，唐肃宗将中央财政大权连同地方治理通通交给他，并计划让其以首都长安为试点推行经济改革。与此同时，原先掌管度支、铸钱、盐铁大权的第五琦也被贬黜。
以“足食”“富国”“利人”为准则，刘晏上任伊始就告诉唐肃宗，保障农业生产是恢复大唐经济的基础。为此，他上山下乡走访调研，总结出了一套办法：“当府蒿荒地，其本户有能复业，请蠲免三年差科;如无复业者，请散给居人及客户并资荫家，随例纳官税，所冀田亩不荒。”意思是，只要长安城内有荒地，就要让百姓抓紧耕种。但凡有人认领了荒地，官府就要蠲免他三年差役，鼓励生产。如果荒地并无合适的生产者，朝廷也可考虑将这些荒地按比例赐给流亡于此的人，鼓励他们生产，并让他们按例缴纳各项赋税。总而言之，土地不能荒废。
这一举措，有效地稳定了长安的民心。之后，他又针对第五琦铸行大钱引发民怨一事，拿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上元二年(761)六月，刘晏给唐肃宗递交了一个“三赢”的方案。首先，刘晏给了下台的第五琦一个漂亮的台阶，他称第五琦的改革是“因时立制，顷议新钱，且是从权，知非经久”。随后，基于第五琦的改革措施，刘晏提出自己的建议，将乾元钱的价值从“一当五十”折为“一当三十”，开元通宝及乾元重宝通通“以一当十”，以此来缩小几种货币间的买卖差价。最后，刘晏建议朝廷缩减乾元钱的发行量，并大力打击私铸货币行为。
经过刘晏一番折衷的变通，皇帝的体面、朝廷的公信力以及百姓的归心均得到了有效安抚。
然而，唐肃宗时代的官场毕竟不同于前朝。京官能力过强，不仅容易得罪皇帝，更免不了要遭到同僚的嫉妒。刘晏的经济改革刚有成效，他本人就被司农卿严庄诬陷“常矜功怨上，漏禁中事”。
所谓“漏禁中事”，就是说刘晏大舌头，喜欢爆宫内秘闻、皇帝隐私。虽然这件事情查无实据，可唐肃宗偏听偏信，刘晏也就只能莫名背了锅，被贬离京外任。
05
是金子，任何时候都是发光的。刘晏下放地方不久，宝应元年(762)，唐玄宗、唐肃宗相继驾崩。两位皇帝的去世给了刘晏再度起复的机会。
即位的唐代宗最宠信的大臣当属宰相元载。元载交好权宦李辅国，又掌大唐财政，权倾一时。但他手里度支江淮转运事务繁杂，与大唐国库出入息息相关，所以亟需一个颇通刑名钱谷的同僚替自己分担。
恰好，历仕玄、肃两朝的刘晏善管财政天下皆知，加上唐代宗本人对刘晏也十分器重，元载一推荐，刘晏立马复官。
然而，刘晏重掌江淮转运，困难却远比想象中复杂。当时，唐都长安所在的关中，虽有沃野之名，但因地形地势制约，产粮不要说不足以备水旱，就连日常供给都城百姓也捉襟见肘。
关中不行，唐朝统治者自然盯上了更加富庶的东南鱼米之乡。可是，从东南运粮至关中，必经运河入淮河走汴水再转入黄河。不仅路途遥远、水情复杂，而且东南运粮进河洛、走关中这一路，基本都是安史之乱期间受乱最严重的地区。正如刘晏所说：“函陕凋残，东周尤甚，过宜阳、熊耳，至虎牢、成皋，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
更难的是，当时“东至淮阴，西临蒲坂，亘三千里，屯戍相望。中军皆鼎司元侯，贱卒仪同青紫，每云食半菽，又云无挟纩，挽漕所至，船到便留，即非单车使折简书所能制矣”。
看看吧，从淮河到渭水，方圆三千里，官军普遍缺衣少食，一个个仗势如王侯将相，见到漕运船便就地截留，要求他们留下买路钱。如果让这群官军去保漕运安全，估计运粮船还没入关中，就被抢得颗粒无剩了。
这也不行，那也不成，刘晏还有什么办法?
疏浚河道，或许才是完成唐朝“南粮北调”工程的重要环节。于是，他亲自带人赶往扬州，发动民工，淘挖淤泥，疏通河道。考虑到这些民工及疏浚运河的官军也需要粮饷开支，刘晏便将朝廷的盐政税收与官军疏通运河事务挂钩，实行以工代赈。
在接触盐政事务后，刘晏顺便改革了第五琦当初榷盐法的漏洞。
刘晏认为，唐朝盐区虽广，但并不需要在天下四方皆设立盐务官员。“盐吏多则州县扰”，盐务办得好坏，与在职官员数量多少无关。唐朝办盐，宜精简机构，压缩行政开支。他利用盐运使的身份，于盐区设置盐官，让他们直接收购盐户手中的盐，再转卖给商人，听凭商人自行买卖。其余各地州县不再设置盐官，让底层百姓及地方商人有卖盐牟利的空间，以此富民。
为了降低漕运船被劫的概率，刘晏又向朝廷提出“每造一船，用钱百万”的意见。官船坚固一来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漕运船沉没的问题，二来沿途即便有不识相的官军起了歹心，要劫走官运物资也绝非易事。
尽管许多官员认为此举铺张浪费，但刘晏不为所动，他利用盐政之利，在扬州造了十座造船厂，采取承包到户的方式，由政府包工包料分发给民间手工业作坊，让他们参与官船改造。
到了永泰二年(766)，唐朝正式设置常平使，唐代宗特让刘晏和第五琦二人负责常平天下事务。
“常平”是古代稳定物价和调节商品供需的一种措施。常平法起源于西汉，指导思想来自理财专家桑弘羊以及战国改革家李悝的“平准”。常平法最早从粮食入手，历朝历代都在都城及帝国重镇附近设立常平仓以贮粮备荒。为了稳定粮价，唐初中央曾设立“常平本钱”制度，由地方政府管理，在粮食丰收之年加价从农民手中购买粮食。待灾荒发生时，再低价贱售粮食及种子，让百姓度过艰难的日子。但自安史之乱起，常平仓及常平本钱制度就形同虚设，这变相加重了唐朝市民百姓阶层的生活负担。
安史之乱结束后，唐代宗立即着手对常平制度进行恢复与改革。刘晏上任后，利用独特的商品经济思想，进一步扩大常平仓的存储。这时的常平仓已不仅收购谷物、平籴谷价，还被运用至唐朝境内的各行各业。
当时，刘晏所在的扬州，是唐朝最发达的商品集散地。当地百姓从事手工业及商品贸易居多，刘晏便把常平之法运用到这些商品上。他运用手中掌握的帝国财脉，率先在扬州大量收购手工制品、日用杂货、土特产等，建立常平仓，再以漕船运到汴州和关中等地，实现“市轻货以送上都”的目的。总之，贱买贵卖，打通各州手工业品的销路，促进地区商品经济的稳步发展，这就是刘晏的超前理财思维。
▲大运河扬州高邮段，岸边为镇国寺塔。
经过刘晏的改革，唐朝盐政、漕运等事业一度中兴，史书称“自是关中虽水旱，物不翔贵矣”。
06
然而，无论刘晏多么任劳任怨，为唐王朝贡献才智，依旧换不来一世平安。
大历十四年(779)五月，唐代宗李豫驾崩，唐德宗李适即位。唐朝国运在漕运、盐政等改革下有了些许复兴的迹象，但大乱初定、内讧不断，总体而言，天下依旧处于积贫积弱的状况。
就在此时，刘晏出事了。
建中元年(780)，刚升任宰相的杨炎跑到唐德宗面前告发刘晏。杨炎声称，刘晏与前兵部侍郎黎干、宦官刘清潭曾合谋劝唐代宗立独孤贵妃为皇后，并改立太子。
唐德宗是唐代宗皇后、吴兴才女沈珍珠之子。当初，因安史之乱，沈氏与唐代宗曾走散，流落于洛阳掖庭。后来，战事稍稳，唐代宗夫妇于洛阳重遇。考虑到长安兵荒马乱，唐代宗并未第一时间将沈皇后从洛阳宫中接走。由此，当“归义王”史思明再陷洛阳后，沈皇后至此下落不明。没了沈皇后，唐代宗独宠独孤氏。即便后来独孤氏因病过世，唐代宗也要留其尸身于宫中三年。种种举动，难免让年幼就失母的唐德宗心里起了疙瘩。
不过，对于杨炎的告发，同为宰相的崔祐甫却替刘晏说了句公道话。他说，刘晏党附之事没有真凭实据，更何况唐德宗即位时就大赦天下，如今再为如此“莫须有”之事耿耿于怀，怕会失了皇帝的体面。
杨炎见一计不成，转头又跟唐德宗聊起宰相的权力。他指出，刘晏一人掌管盐运、漕运、度支，还兼领尚书省事务，权势过大，不得不防。
唐德宗对杨炎偏听偏信，刘晏主管唐朝财政的工作生涯就此终结。
但，杨炎并未打算放过刘晏。
杨炎是前宰相元载的党羽。尽管元载对刘晏在漕运、盐政事务的起复上也有过提携之恩，但刘晏对元载却鲜有好感，因为元载是唐朝少有的大贪官。元载被治罪抄家时，家中被抄出八百石胡椒——那时，胡椒作为奢侈品，有很强的经济效益。元载的贪腐可见一斑。
对于这样的上官，刘晏反感至极。后来，唐代宗令刘晏与御史大夫李涵、散骑常侍萧昕、兵部侍郎袁騕、礼部侍郎常衮等共同审理此案，刘晏没有徇私情，不仅把元载一家赐死，杨炎、王昂、韩洄、包佶、韩会等“元党”重要党羽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
结果，刘晏的秉公执法倒成了终结自己仕途的羁绊。
作为曾经的“元党”，杨炎复仇来了。说服唐德宗贬谪了刘晏之后，杨炎又故意提拔与刘晏有私怨的庾准做刘晏的上司，让他到当地去收集刘晏谋反的罪证，如此，唐德宗便有了杀刘晏的理由。
最毒的是，杨炎建议唐德宗先杀刘晏，随后再暴其罪行，令天下讨之。
就这样，建中元年(780)七月，65岁的一代“救时计相”刘晏被敕自尽，冤死驻地。刘晏死后十余天，唐德宗才公布他的罪行，并令杨炎全力抄没刘家。谁知道，刘晏掌财几十年，家中只有“杂书两乘，米麦数斛”，与他生前为帝国创造的巨额财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随着刘晏的死去，唐朝终究错失了重返盛世的机会。刘晏死后次年，由他一手改革的漕运、盐政也毁于一旦。因唐德宗刚愎自用，建中之乱爆发，唐朝从此陷入了被藩镇牵着鼻子走的境地。
而利用刘晏的理财思想，各地藩镇不仅实现了财政自留，更一步步壮大，成了未来争夺天下的主力。这是一代忠臣刘晏的悲哀，也是对唐王朝不辨是非、滥杀人才的讽刺。
“天下字皆正，惟‘朋’字未正得”，谁还记得刘晏年少时的洞见，竟是如此深刻，以至于照见了自己以及一个王朝未来数十年的归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