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1年10月被招工离开农村的。离开生产队的头天晚上，几个同学来给我送行。我把最后那点红苕和那点米煮了一锅，好歹让大家吃了一顿饱饭。大家边吃边教训我，并为我“约法三章”：一、所有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东西全部付之一炬，不得带回厂里去；二、到厂里后少交往些；三、做个好工人，少去抛头露面。
那是山乡漆黑的夜，煤油灯一闪一闪，映在一张张黑黑的面孔上，叫人终生难忘。
我与初一的一个女生本来有些姻缘，虽隔着一沟一山，却能感觉到相互的白日心跳、夜来梦境。那年过年，她回城一趟，梳起两个“扫把疙瘩”，从此我就不再理她——只因那些年头梳“扫把疙瘩”就被认为是“操”（川语，讲究打扮之意），这使我不能容忍。
招工单位通知我们在区上集中，那天正赶场，她也来了。好几次撞上，她都欲言又止。终于我们在一条小巷里单独相遇。她说：“当了工人，别把我们忘了哟！”那含情脉脉的样儿使我的心一震。但我看见她头上那像七品芝麻官乌纱帽一样晃动着的“扫把疙瘩”，心又硬了起来，竟不答理，转身走开。极左思潮在我思想中根深蒂固，使我又一次失去自救的机会。
是的，如果我那时就坠入情网，我会上演后来的人生悲剧吗？
望江机器厂是重庆一家上万人的军工企业，文化大革命中是“重灾区”，武斗之烈全国出名，该厂“反到底”派检查过往船只的武斗哨卡，曾打沉军分区的交通艇，从厂里开出的“舰队”曾溯长江而上，打了一场全国有名的“八八海战”。我当年也作为“反到底”派的中学生红卫兵参加过武斗，与望江厂的几个头头认识。
我进厂时，厂里还在进行“批清”（四川搞的一场名为“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三老会”的运动，实际上是整四川的“八二六”“反到底”这一派），同学们为我“约法三章”，是为我好。
但是，我并没有认真清理头脑中的极左思潮，也没有丢弃我的书生意气（或所谓的诗人气质）和对社会的迂阔见解，还继续那赤红色的革命梦幻。这就不能不使我再入歧途。
我们是在左倾思潮极度泛滥的年代长大的。我们曾那样羡慕革命战争年代，那样幻想成为英雄，从思维到服饰，从语言到行为，无不打上左的印记。正因为这样，我是那样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成为“钢杆”，在武斗的枪林弹雨中是那样亡命，好几次都差点饮弹成鬼。也是因为这样，一喊下乡，我又毫不犹豫地报名，走了第一批，在农村不到三年，从劳动到外表，我几乎都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在生产队，每年年终结算，我做的工分都是最高的。对我们这一代来说，谁先跨过左的鸿沟，谁就先获得解放。而我是在比别人多吃了更多的亏，栽了更多的跟头之后才觉悟的。
我带着惶恐和希望走进了望江厂。集中学习时，“批清”运动还在掀新的高潮。我们每人都必须写一篇文化大革命中所作所为的材料。别人都写自己是逍遥派，什么也没干。我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如实写了。我觉得我不能对党说谎话。材料交上去了，我更加惶惶不安。谁知分配工作时，竟然没有受到影响（那些材料其实没有任何人认真看过）。我被分配到一个好车间，干装配工。那时，林彪虽然死了，战备依然紧张，生产任务很忙。我没用多久便独立操作，甚至比一些老师傅还干得快干得多，很快就在车间冒了尖。
那时我在车间混得不错。技术考试从来都是前一二名，“垒砣砣”（干活出成品）也行。别人一天做两三件，我可以做四五件。
由于有点文字功夫，多少又读了几本马列，写批判稿广播稿什么的也顺畅。有一次，车间指导员还把我叫到他家里去，请我吃饭，半明半暗地用入党、提干、介绍女朋友之类的许诺拉拢我，要我为他效力。如果我不把学生的那一套迂阔带到工厂里，如果我不把这些一概视为钻营碌位、当官上爬的罪恶，我只要默许，我现在至少也是“县团级”了，而且也不会有以后的遭遇。由于我没有答应，指导员心中从此对我便有了一个斗碗大的疙瘩。
由于是“重灾区”，望江厂两派之间的争斗很厉害，而我恰恰是厂里占多数却又掌不了权的“反到底”派。厂里的“批清”运动还没有结束，中央又叫纠正“批清”的错误，被“批”被“清”者要求整人者平反落实政策，工厂被闹得一塌糊涂，中央又把两派头头叫到北京开“团结联合”的会。后来又是批林反右、批儒评法，接着又是整顿，再后来又是批邓反右，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旗帜不同，口号不同，两派的命运也就不同。今日你得势，明天我占上风，“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由于我思想中的极左思潮没有清理，我身上的派性也就难以消除。开始，我还记着同学们为我订的“约法三章”，尽量小心，上班就上班，下班就看书，周末就回城里的家，不去踩浑水。但是，“约法三章”仅仅是权宜之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一步步介入到两派的争斗中去了。
纠正“批清”错误的时候，车间开大会，指定我发言。我的稿子当然不可能符合指导员那“空对空”的要求。审稿时，他把我联系工厂和车间实际的大段话全部砍掉，把工厂当权者定的“我厂‘批清’运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基调加了上去。我不答应，他就不让我发言。我就把情况捅给车间几个被“批清”过的人。
他们跑到办公室连吵带闹，指导员只好让我原稿发言。这就使我跨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
车间有一个比我进厂早几天的学工，是团支部书记。由于我的派性观点逐渐鲜明，其他方面也还可以，被“批清”的人便拿我当炮弹，去轰打那团支部书记。那团支部书记的派性观点比我还鲜明——只是他是另一派的。他学工转正时，有人借口他的一点小毛病，硬要让他延期转正。
在指导员的保护下，他虽然没有被延期，却在车间“脏了班子”（川语：丢了面子），于是就记恨于我，好像是我要出他的洋相。他不像我这样迂阔，不久就到厂团委当干事去了，后来又当了官。
那一年，我正好恋爱失败。其实，那一次恋爱只是我的单相思，女方可能根本就没有那样的意思。如果我正确总结一下经验教训，认真解剖一下自己，就会发现我思想中和我性格中那引我栽跟头的错误和弱点，那么我也可能避免滑入泥坑。可是，我只把女方那高大英俊的男友和自己的外貌作了一个对比，把失败归结为自己的形象寒酸。
厂里有个“反到底”的头头叫张亮，他在南岸区革委当副主任。搞武斗的时候，他是黄山“红二连”的指导员，我是他手下，我们私人关系不错。才进厂的时候我还遵守“约法三章”，还有意避开他。后来，我就经常到他家去了。那时我住在偏僻的单工宿舍，车间几乎处在停产状态中，过得很闷，又没个走处，到他家吹吹龙门阵，有时也交换一下读马列的心得，竟是一件乐事。那几年，我读了好几本马列。现在想来，诸如《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之类的书，我或者从来没有读懂过，或者就是这些书本来就有问题，加重了我的偏见。当一个人抱着某种偏见时，不管他读什么书，都可能为他的偏见增加论据，所以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前后，工厂经常停电，车间几乎完全停产，我到张亮家去得更勤了。有时，他家还来得有其他人，经他介绍也就认识了。我们谈形势，说看法，观点相同话投机。当然也有争论的时候，越争论越有味，去得也就更加频繁。随着形势的发展，厂里的派头头也常到张亮家里来，我也与他们认识了。记得那是1976年1月底的一天，他们在张亮家聚会，我去串门正好碰上。他们决定在工厂“点火”，拟好了大字报的底稿。张亮要我看看，我觉得那文字的确有些问题，就忍不住作了一些修改。这张大字报以“从众”（他们5人，不包括我）为名贴了出去，在工厂掀起了轩然大波。关于这张大字报，我后来就一直没有能够“说清楚”。
由于有了直接接触，我对这些当头头的人有了一种说不出的反感。或者这也是我迂阔吧？我始终反感钻营碌位的人，似乎现在都还有一点这样的反感。其实，官总是要有人当的，你不当，想洁身自好，总不能反对别人也当啊！你想当文学家，总不能反对别人想当政治家、企业家啊！地位、追求不同，考虑的也就有所不同。只要不损伤大多数人的利益，也是无所谓的。当年我就缺乏这样的宽容精神，认为他们是“宋江”（投降派）。有一次，我还和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吵起来。他说我是左左派，是举起一只手打倒走资派，举起另一只手打倒造反派，是唯我独革。
我血气方刚，也把他批驳了一通。正因为有这样的反感，我才没有跟着他们跑，在泥坑中继续陷下去。
后来我又做了几件错事，例如在厂团委召开的纪念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十周年大会上，我发言把厂党委书记批了一通。但是，我没有参加过造反派组织的其他活动。在工厂完全停产的那一天，车间都没有人了，我还在干活，把“砣砣”“垒”完了才离开。
严重的是“四人帮”垮台后，我的思想转不过弯来。同病相怜吧，我又常到张亮家去。我和他，还有他的一个“学工”（大学生），“英雄”所见略同，一起发泄不满，一起发泄对“四人帮”的怀念。“讲清楚”运动的时候，那些发泄便被人翻出来，成了我最大的罪过。
“四人帮”垮台，宣告极左路线破灭，但并不等于受极左思潮影响和毒害的人一下子就转过弯来。从震惊到迷茫，从痛苦到反思，从解脱到反戈一击，我经历整整三年的时间！这三年是我人生路上最痛苦也最危险的时期。我终于闯过来了，没有去跳长江（自杀），也没有成为左倾路线的殉葬品，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多年前，有人给我看手相，说我30岁前有一场大灾大难，不死也要脱一层皮。真的算得很准啊，我真的脱了一层皮。岂止是脱一层皮，是思想观念的大转变！现在想来，心尖尖也禁不住一阵阵颤栗呢。
“说清楚”运动中，我在班组和车间的大会上不知作过多少次交代和检查，不知认了多少回罪。我写的交代材料，至少也有几十万字。但是，还是“说不清楚”。好在我在车间人缘还算不错，几个当车间主任的都认为我工作不错，还需要我“垒砣砣”，需要我为车间完成生产任务，所以我还没有挨过打（批斗时按脑壳之类是必不可少的，不算挨打）。有一段时间，我不能离开工厂，不能进城回家，我的信件被指导员私自拆开，我除了写材料和“垒砣砣”外，什么也不能做。连厂里一些派头头都过了关，我还要“翻烧饼”。十一届三中全会就要召开了，厂团委还是决定给我“撤销团内职务（我是团支部组织委员），劝其退团”的处分。据一个知情人说，厂团委在研究的时候，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某书记说：“就凭他这个名字，就晓得他有野心，想夺取政权，所以必须给他处分！”
“说不清楚”使我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1977年和1978年两年高考，车间都不许我参加，后来我就超龄了。
自己挨整，亲身体验，我才真正认识到“斗争哲学”的残酷和荒谬。从内心来说，我并不反党，更不反社会主义。相反，对党和社会主义我还有深厚的“阶级感情”，因为我父母解放前受苦受难，他们的教育对我影响很深。而且，我毕竟读过几本马列，毕竟信仰马列。但是，我又不得不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在厂团委对我所作的“处理决定”上，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使我不能不对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开始，我感到自己是上当受骗。这使我想起李白，怀着“为君谈笑静胡沙”的壮志，参加永王李璘的军队，结果却因为李璘与李亨争夺皇位而获罪流放。何其冤也！
我责怪自己太“浪漫主义”。我从小爱好文学，进厂后写了不少诸如“我是车刀，我是车刀”之类的诗，还在《重庆日报》上发表过散文和散文诗。
我下决心告别“诗歌姑娘”，在整整一年多的时间里，除写交代材料外，一个字也不写。作为单身工人，我不打牌不下棋，又无心思看书。下了班，宿舍里呆不下去，便一个人在空荡荡的马路上踯躅，脑海里一会儿乱哄哄的，一会儿又空寂得像黑洞。那时，我才理解了李白那“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的苦闷。
人只有在地狱里熬过，才能真正理解人生，才能珍惜每一个平平凡凡的白天和黑夜。在最难捱的日子里，我体会到绝大多数人的善良，我不会忘记那些曾向我投来一颦一笑的人们，不会忘记那些哪怕只说过一句公道话的人们。当然，我也尝够了某些人的势利，遭遇了某些人的落井下石。一个与我几乎快要同居的女子，听说我是“说不清楚”的人后，立即和我“拜拜”。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姑娘走进了我的生活，支撑了我的精神，给了我莫大的安慰。
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我摆脱了左的泥沼，使我逐渐抛弃了虚幻的理想和迂阔之见来面对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是胡耀邦挽救了我，是邓小平挽救了我，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挽救了我。当我面对现实，我才真正感到解脱，浑身都有了轻松的感觉。当然，不是说外界的压力已经完全消除，在车间我还继续列在另册里，还只能夹着尾巴。我说的是思想上的解脱。我从极左思潮中，从左倾路线的那一套中解脱出来，似乎走进了一个新的天地，于是就有了重新做人的舒畅。
我重新拿起了笔。我开始写小说。我写了一个年轻工人，写他是怎样红起来的，又是怎样死的，死后又是怎样成为英雄的。1980年元旦，我把自己关在家里，坐在一张小板凳上，伏在床边，一口气便写了15000多字。这篇题为《愿他在地下安息》的小说，刊载在《红岩》杂志1980年第一期上。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翻过了一个山坳。那是一段多么崎岖、多么危险、多么艰难的路程啊！
（作者附记：本文写于1993年，当时的思想认识就是这个样子，文中诸如“极左思潮”之类是当时流行的术语，为保持原样，只好不改了。）
《昨天》2012年4月30日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