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秋，我高中毕业，“因故”高考落榜，到1965年5月正式就业，有近3年属于“闯荡社会”。偶尔去乡村小学代课，或是在街道“普工队”打零工，多数时间在家闲过。尤其1964年之前，不到20岁的年龄，脑子里充满幻想，除喜欢文学读小说诗词外，还深爱音乐、绘画，且乐于实践。自己练过素描，画过水彩、油画。临摩名画，也出门写生。音乐方面，学拉二胡，崇拜刘天华、“瞎子阿炳”，甚至浪漫幻想像阿炳一样，持一把二胡“行走天下”。可惜这些都是无师无门，个人关起门瞎摸索，难有什么大的长进。
也由此，对地方上同龄或是年长的音乐、绘画人士，尤其是道中“高手”，就多有接近追随，及至心内敬慕崇拜不止。记得是1962年下半年至1965年间，家乡城市活跃着一批民间音乐人才。开始是松散的“沙龙性质”活动，到后来正式组成一个民间乐团。外人呼之为“洒淇玛乐团”。为何如此冠名？我私下多作打探，有人回应称：“洒淇玛可口好吃。”“洒淇玛”在眼下已是很普通的糕点。而当时，却是极稀奇的高级食品，一般人望而不得，只能心向往之。可见这个民间乐团在年轻人中的地位。其正式成员都是坊间乐器高手。
大概是1963年一个温暖的春夜。在自贡一中一间灯光明亮的大教室里，这个“洒淇玛”乐团的主要成员，有一次活动。那天真是热闹非凡，场面、过程，以至一些细节，几十年了，我仍然印象深刻。平时这种活动，多在室外，如滨江路河沿，或公园长廊，以及某空旷地等。这天，不知是谁的关系，竟打开了一中的一间大教室，两只40瓦的大日光灯将教室照得如同白昼。那个年代，大日光吊灯简直就是奢侈品，只有一些机关厂矿的大会议室，或是市内为数不多的重点中学的教室才配备。
那似乎是间音乐教室，因为室内有一台很漂亮的脚踏风琴。正在弹风琴的是一个年近30的男子，长脸，平头，姓刘，听人称他“刘木匠”。其职业也真是个木匠，而且是游乡走村那种，俗称“游方木匠”。他那一手风琴弹得真是好，左右手都能奏出“五度和弦”。也极投入，旁若无人。弹得兴起，还会随曲调引吭高歌（据说“刘木匠”游走乡村时兴致来了，也不时亮开嗓子唱歌，唱的都是中外名曲）。
“刘木匠”嗓音也不错，唱得有激情，动听。那天晚上他亮嗓唱的是《外国民歌200首》上面那首经典的叙利亚民歌：“姑娘你好像一朵花，为了你的眼睛到你家。把我引到了井底下，割断了绳索就跑啦……”“刘木匠”唱到这里，脑袋后仰，眼睛微闭，一副很忘情很伤感的样子，两眼不看键盘，10根手指却能灵巧准确地在琴键上移动翻飞，并不走调按错音，给人印象极为深刻。
那晚上还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就是那位“短笛手”。当晚在现场吹笛献技的笛手，一共3人，其中两人我认识，还颇熟。一位是我初中同班同学的堂兄，他是自贡一中1960级高中毕业生，早我们两级。此人一直是这个“洒淇玛乐团”的第一短笛手。其家庭成分不好，1964年底在城市知青下乡中被迫随女友下乡，在靠近云南的珙县安家落户，十余年后才返城。另一人小名叫“祥子”，是我一位堂姐高中闺蜜的弟弟，因堂姐关系，我与他早就相识，并在他家住过。“祥子”后来去了外县一文工团当笛手，正式吃上了“专业饭”，算是从业余爱好者转为编制内专业人士。这在当时那批民间乐手中极少。
第三位就是本文要谈的“短笛手”。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也是几年后在文革中“残酷相逢”之外的唯一相见。我之所以对他印象深刻，在于他作为差不多同龄的年轻人（比我稍小或稍大，至今不详），却有一张略显苍白，沉静忧郁的脸庞，和似乎时刻带着沉思神情的眼睛。模样不算清秀，却让人过目难忘。
那晚上，三位“短笛手”聚在一角落，轮流吹笛演奏，都是自己平时较拿手，发挥出色的曲子，几个人带有互相展示，比试演奏技艺的成分。我等几个外行围着看，不懂笛子演奏，只带点艳羡的表情和心理看热闹。分不清几个人吹笛谁第一谁第二第三。觉得都吹得很好，技法出色，我等只能望洋兴叹。
还有一点印象深刻的是，这位不知名“短笛手”的沉默少语。那晚上整个聚会中，他几乎没有说话，除了自己吹笛，就是看人吹笛，差不多与人没有语言上的交谈。隐约听人说他姓吴，除此一无所知。
其后不久，这个民间的“洒淇玛乐团”被区文化部门“收编”，承认为区文化馆领导的业余乐团。除参加区内各类文艺汇演外，还在文革前“大唱革命歌曲”活动中大显身手，在闹市街头演奏演唱和教唱《人民日报》用整版推荐的几首“革命歌曲”。以后乐团的这些活动，我再也没见过那位脸上总带沉思神色，眼神阴郁忧伤的“短笛手”。想来，他不是乐团成员，那天只是偶然碰巧参加一次吧。
以后，不管我也好，乐团多数成员也好，面临的是就业、婚姻两件“人生大事”，各有所忙。再以后，就是文革，当年乐团可以三五人自由聚散，乃至演奏唱歌的气候再也不复存在。人人提心胆战过着平常日子。
转眼到了“一打三反”。
记不起到底是1970年的上半年还是下半年。市里有一次规模很大的公判会。我是否在现场参加了那次公判会也无记忆。但却在离大会场（檀木林体育场）不远的灯杆坝街口，碰到了行刑前游街示众的车队。那应该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人生经历之一。
灯杆坝（1950年代后更名为中华路，但市民仍习惯称灯杆坝，至今如此）是一条老街，当年街两边的店家，是带房檐阁楼的旧式瓦房，街道很窄，除了行人，仅能容一部卡车通过，街面却极热闹，商家极多。因这条老街与通体育场的檀木林大街相连，几十年来，不管是重大游行活动还是公判后的游街示众，都必须经灯杆坝。
那天，我正走在这条街上，忽觉街上行人骚动，一抬头，方知“游街车队”已经到来。赶紧退到街边，驻足观望。那时当局处决人的车队，尚无一路鸣着尖利警笛闪着警灯的现代警车。开道的，先是一辆老式军用吉普，顶上一般装有一个硕大高音喇叭，一路缓行，喇叭中反复播放着刚才公判大会现场宣判的实况录音。其后，照例是一辆装载“行刑队”士兵的大卡车。车头架着一挺机枪，一个机枪手立于枪后，作欲射击状，以示警吓。再以后，才是载着各类囚犯的数辆或是十数辆甚至数十辆大卡车。
一般来说，囚犯车辆的顺序，是死囚在前，然后是“死缓”、“无期”及各类有期徒刑。死刑犯享受“优待”，是一车一人。其余是两人、三人乃至多人一车。曾被鲁迅先生痛批过的中国民众多年积淀的“看客”心理，人们最想看的，最乐意看的，自然是待处决的“死囚”。
那天，在街头遭遇游街车队，前导车和士兵车过了，打头的“死刑”车是一或两台。我无论如何没想到的是，第一辆“死刑车”（或是唯一），昂头挺立前方的，正是数年前那个春夜与我有过一面之缘的“短笛手”！
其时，他被五花大绑，背上插着长条形尖角的“死刑标”，左右两边，各有一士兵用手抓住他肩膀。不过，头颈尚可自由活动。我惊讶地发现，他正利用仅有的一点“自由”，微微转头，用眼睛打量街边围观人群。
更令我惊奇的是，不同于平常所见的“死刑犯”，已被即将到来的处决，以及公审公判大会（数万人至10万人）的气势吓得面无人色，双眼紧闭以至瘫倒。他依旧是数年前那个夜晚我第一次见到那副模样，面色十分沉静但苍白阴郁，眼神略带思索和忧伤，却看不到一丝恐惧之色。不挣扎也不畏缩，甚至能相当平静地用他那眼睛来回注视街两边围观市民。真正是一首名诗里的意境，“你在看他当风景，他也在看你当风景。”
由于那条老街非常窄，车队行走十分缓慢，大约就是一个人步行的速度。站在围观人群中的我，和车上囚犯的距离，顶多不过两三米。所以对他当时神态乃至眼神，看得非常清楚。让我惊骇不已的是，在他用眼睛往街边人等缓缓注视时，有那么一瞬间，突然与我对了一下眼神，真正的“四目相望”（也可能是我一时的心理作用，弄不清楚他是否认出了我）。
我立时大惊，赶忙避开眼光或是干脆低头。事隔多年以后，我痛恨我自己很怯懦，很可笑。可是当时，来自内心本能的恐惧，我真的生怕他认出我，被他用眼神甚至点点头招呼（其时，他口中并未塞什么东西，仍可开口说话）。如此，自己将被视为他的“同案犯”，惹得车上押着他的士兵和公安，跳下车来，抓我上车，或是被周围“阶级斗争观念强觉悟很高”的“革命群众”大喊：“这里还有一个同案犯！”争先恐后过来抓我送上囚车，一并带走……
谢天谢地，“游街车队”终于过去了，什么事也没发生。
不过，当天及过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处在不安、惊吓、恐惧，还有深深为之惋惜的复杂心绪中。竟然连处决人通常会张贴于大街小巷的“布告”，都不敢去看或是不忍心看（这是多年来我最为后悔的事）。那么年轻的一个生命！那么富有才气富有教养的一个有为青年（那晚上他吹短笛的技艺以及那种沉静优雅的举止，包括忧郁的眼神真是叫我着迷）。在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之后，仅仅几十分钟，就将被“行刑队”士兵的枪弹打爆脑袋，血肉横飞（那年头的处决，一律是近距离枪击后脑，场面十分血腥）。
也谢天谢地，随着毛泽东去世，变幻莫测，令人胆战心惊的文革终于结束了。我自己也是几次有惊无险，什么事也没发生就过来了（毛泽东逝世，我被单位同事举报为“反革命”，有些人联名直接上书公安局，要求逮捕法办。市局也派员调查一阵。好在单位头头及上级机关保卫科长原卫生局同事力保，侥幸逃过一劫）。
再以后，我开始文学写作，1980年代末我离开原单位，不久也离开那个城市，在外边闯荡，直到新世纪初回归故乡。开始致力于一点文革研究之后，那位“短笛手”被处决之谜，自然成了我最想打探了解者之一。可惜事情一直没有头绪。我问过好多人，包括当年那些乐团成员，以及和我们那批“社会青年”年龄相仿，当年又有些交情，对所谓“政治”有点兴致者。仍是一无所获，都说不知道有“吹短笛吹得很好，文革‘一打三反’中被枪毙了”那样一个人。我也不便于到有关部门查证，招惹麻烦。
久寻不得，到后来，连我自己也疑惑起来。毕竟只见过一面，那天在街头刑车上偶然撞见，也不过10来秒最多几十秒功夫，一晃而过。是不是自己看花了眼，认错了人？但疑惑在脑际，始终不散。
直到今年5月，一个很偶然的机遇，才终于解开这个谜。消息证实，那次遭难的，正是这位“短笛手”。
那天下午，一个熟识的年已7旬“老书贩”给我送来一批文革中某农村公社，奉命全面清理审查境内所有地、富、反、坏（缺“右派”）“四类分子”的原始档案材料。很详细齐备，每人一大册，什么材料都有。
我照单全收，两人在住宅楼下一背街小店闲谈一阵，正欲分手，小道上迎面走来一对老年夫妇。男性老者70多岁，体弱多病，步态很差，是位老教师，其实应算近邻，在楼下小区我多次见过，却不知身份姓名，从未打过招呼。不料他与这“老书贩”却是熟人，极熟极友好那种。
“吴××，你这个‘反革命’，还健在呀？”
这是“老书贩”招呼调侃对方的第一句话，然后彼此一阵笑语。可见两人关系熟到开玩笑毫不顾忌的程度。后来方知，两人文革前的1960年代中期均因“反革命罪”坐过十多年牢。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虽“平反”，却未“落实政策”，为谋生而打工相识，彼此同病相怜，成为朋友。
这位吴老师，身上颇有故事。原是重庆15中学物理教师。他之蒙冤入狱，如今看来，简直可称“天方夜谭”。1959年，他响应号召下放在某工地劳动。有一个处得好的朋友。有天，在寝室里，朋友拿出自己的饭票在清理，已临月末，尚余有饭票3斤半。这人很高兴，当众报出数来。旁边有人羡慕说：“你好阔气啊，一个月怎么吃法？还有3斤半！”那人回答说：“你没看见，我这个月四处打游击哇？”“打游击”为当时四川方言俗语，意为去别处“蹭饭”。都是玩笑说谈，几个人笑说一阵也就过去了。没想却因之惹祸。
1962年，毛泽东又大抓“阶级斗争”，各地响应。此事被人无端揭发。又正逢台湾在叫喊“反攻大陆”。这句所有四川人都理解的“打游击”俗语，竟被说成是配合台湾“反攻大陆”，试图拉人“上山打游击”。说这话的那友人就此被捕。可是“打游击”不能只是一个人打。办案人员深挖“同党”，严刑逼供下，那人只好胡编乱咬，这就牵出了已返市内15中任教的吴老师。然后又揭出他曾经议论过赫鲁晓夫之类的其他“反动言行”。
1963年，吴老师以“反革命”罪被判刑8年。有意思的，后来的判决书中却没有了所谓“打游击”的内容，而都是新“揭发”罗列的罪行。那位说“打游击”惹祸的朋友，也判刑8年。
这位吴老师劳改生涯最终长达13年。最初在武隆修水库，数月后移到雅安“苗溪茶场”。这个“苗溪茶场”因关押过胡风夫妇在海内外享有大名，章诒和女士也曾在此服刑。听名字，“苗溪茶场”颇带点田园色彩和诗意，其真正名字，应叫“川西监狱”，是省公安厅直管的四川几个大监狱之一。听吴老师讲，最多时，拥有1万多犯人。省会成都也属川西地域，所以胡风夫妇才会送到这里来。因与胡风、章诒和等同狱多年（吴老师1976年10月才离开劳改场地返家，共服刑13年整），笔者很想打听一点当年情景。也曾多次拜会吴老师，想弄点“口述史料”。可惜的是，当年劳改地，只知胡风在此，却从未有任何谋面机会。胡风夫妇单独关押，与其他人犯隔绝。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一切不知。此外，吴老师年事已高，眼下走路说话都相当吃力，也从未有过将其经历诉诸于文字的想法。交往中，我曾借给他那册梅志所著《我陪胡风坐牢》，让其一阅，试图让他相应回忆起一些往事。然而，他看书认字已十分吃力了，心脏也不好，医嘱忌激动（其夫人电话中告我，那天他初读《我陪胡风坐牢》后，确实十分激动，大概勾起了许多往事记忆）。从老人身体着想，我只好作罢，打消了进一步访谈的念头。
现在回头来说那位“短笛手”，原来是吴老师的堂弟。他那吴家，似乎也是大族，他那一辈叔伯兄弟姐妹十多人。“短笛手”名字叫吴光曦，生前是自贡市邓关盐厂（文革中改名“跃进盐厂”）职工。确于1970年“一打三反”中因“反革命”罪被处决，其时仅20多岁，尚未成家。遗憾的是，这位吴老师其时正在“劳改”中，一切都是1970年代末“平反”返乡后才听吴家族人所述，详情不知。也谈不出我想深入了解的那些情形。
结合当天“老书贩”所简单谈及的，其罪行主要是“为刘少奇鸣冤叫屈”等等，被捕后不认罪，甚至对审讯人员扬言“要告到海牙国际法庭”等等。因之在“一打三反”中遭极刑。
不相信“伟大、光荣、正确”的执政党主持的中国法律和司法体系是世界上最公正、最完美、最“代表真理”的法律和司法机构，而试图在“国际法庭”中去“讨公道”、“求司法正义”。这种事，在眼下都是很犯忌讳的（甚至可能遭罪），何况当年那等黑暗无比的文革中。“短笛手”吴光曦的悲剧性命运当然是注定了，万难逃过一劫。不过，当年那种舆论一律，且封闭严酷的社会背景下，年仅20多岁的年轻人，竟有这种非同一般的眼界、胆识和勇气，而且敢于将之表达出来，敢于抗争，不得不令人肃然起敬，真是类似遇罗克一般年轻思想者。
行文最后，笔者不得不更加遗憾地提及，这个敢独立思考，反抗极权，反抗专制的勇者，至今仍背着“反革命处决犯”的罪名，未获任何形式的“平反”。直接原因是，其遇难时未成家，无子女。文革后，其父已亡，其母病弱（据说有精神病）无力申诉，不久亦离世。亲兄妹年龄又小，不明世事。族人中亦无人站出来（可能有顾虑）向当局要求申诉。如此情形下，当局（包括原单位）也就视而不见，不闻不问。直到现在，吴案仍以当初那种罪名罪状，存于共和国司法档案中。为当年的“打击反革命”运动，显示着实绩，增添着成果。
《昨天》2012年4月30日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