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展演新生共同体
粤语的“手足”一词和华语相同，都是指兄弟姊妹，但这个说法相当正式，口语中不常使用。然而，如水革命期间，民主派阵营开始流行以“手足”来代表“抗争者”，仿佛彼此就是真正的兄弟姊妹。走上街头的抗争者自然是手足，而入狱的抗争者是狱中手足、流亡的抗争者是流亡手足、殉难的抗争者是天国手足。“黄店”的一项重要特征，就是优先聘用需要工作的手足。两场大学围城战期间，外界抗争者发起“围理大、救手足”行动，试图帮助受困者顺利逃出。2019年11月18日当天，警方拘捕了将近一千一百人，是整场抗争期间的单日最高纪录。“手足”这个冷门词汇突然被赋予新的意义，并且迅速普及，显示出抗争者正经历情感层面的转化，感受到一股亲如家人的连结。
这样的称呼超越了族群与阶级的界线，让众人分享同一个身份认同，彼此凝聚起来。12月7日，中环爱丁堡广场举办了一场集会，抗议香港入境事务处强行遣返印尼籍家务工Yuli。她以自由记者的身份报导反送中运动，到场声援者指Yuli同样是手足。此外，曾有大学生试图说服校长加入运动行列，当时学生所说的话，令一位观察者印象深刻：“如果校长出来，你就系手足！如果有人敢打你，我实帮你挡！”
“手足”一词忽然成为日常用语，显现出港人有一种全新的归属感正在萌芽。持续不断的抗争运动就像熔炉，铸造出一个政治社群，而参与者深刻体认到彼此的情谊已经产生质变。激烈的街头行动将同路人凝聚起来，孕育出一种新的集体认同，承担相同的政治命运。一些学者指出，如水革命之前，香港的民族意识已经逐渐增强。为了维持一个不同于中国的身份，出现各种叙事，既有竞逐、也有重叠，包括本土论、城邦论、自决、独立、重归英治等主张。这些叙事的共同点在于明确拒斥“中国人”身份，并且决意夺回主导权，要自己掌握香港的未来。然而，一直要到如水革命，形势发展成长期对抗，香港的民族意识才受到强烈催动，透过示威行动、歌曲、口号、宣言、平面设计，唤醒众人的想像。本章将探讨全新共同体意识的各种表现形式，包括行为、语言、视觉等方面。
受苦的共同体
反送中争议出乎意料地愈演愈烈，进而引发大规模动员，期间，参与者常常有机会再一次思考、再一次确认“香港人”的共同身份。特别是在情绪激昂的时刻，许多人都觉得有必要重新审视自己与其他人的连结，进而采取平常不太可能做出的行动。举例而言，六月那一波自杀抗议，使多位受访者经历到深刻的内在挣扎。
其中，玲玲是一位年轻的上班族，她在2019年7月初加入一支临时组成的搜救队，团队约有一万名志愿者，但行动并未经过协调。起因是社群媒体上有人宣布，他要追随梁凌杰而去，从同一地点跳楼。玲玲的公司刚好在附近，她上班之前投入搜救行动：
那时我就是觉得很绝望，天气很不好，我找的地方就是我们游行常走的地方，我一直在想除了找人以外，还可以再做什么。……我们一直忽略小人物，所以我就在想，我们是否可以从我的生活周遭有一些贡献。
那时候，玲玲原本打算离开外商公司，因她已录取公务员，但她最后决定放弃这个机会，转而投身反送中运动，成为社区中的行动者。在十一月的选举，她击败建制派的现任议员，当选为新一届区议员。
另一位受访者小咏对于层出不穷的自杀事件感到很难过，因此决定自行编印小志，希望以此支持香港人。七一游行现场有人发放明信片，写着“我喺度”（我在这），意思是鼓励大家积极生活，避免自杀。这张简单的明信片触动了小咏：
游行现场都是彼此不认识人，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关心彼此的安全，我受到很大的感动，因此我就记得这句话。我真想要告诉香港人，我们都在，就算是我们是离开了。事情一边发生，但是大家的情感连带都是在的。
当时小咏刚从英国研究所毕业，她很清楚离散港人其实有许多话想说。她自费制作小志《我喺度》，邀请二十多位海外港人亲笔写下心声，将心意传递给香港的同路人。有一些读者从这本作品得到安慰，小咏很高兴。
定居台湾的大雄则是忘不了那些自杀抗争者的遗言，这些话语在精神上不断督促着他投入运动：
对我来说，我跟其他香港人不同的是，我已经取得了台湾的身份证，我每天醒来都会问自己为什么要关心香港，这是我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很明确的，我不会犹豫，这是我很想做的事，到现在动力还是很强。
阿辉则是因为社区中有抗争者自杀，众人举办一场悼念活动，他才开始参与如水革命。他帮忙布置简单的灵堂，上面摆满蜡烛与卡片。尽管阿辉的父母亲支持政府，认为死者“活该”，他仍决定站在抗争一方。后来，他走上勇武之路，在街头投掷汽油弹。他的小队几乎全员落网，唯独他在遭到起诉之前成功出逃海外。
在如水革命中，无论是抗争者以死明志，或是疑似遭警方刑求和卷入镇压致死的个案，都推动了抗争浪潮，除此之外，还强化了共同的归属感。不只是死亡事件本身的冲击，人们更聚集在一起哀悼，共同的悲伤经验凝聚了抗争者的情感。玲玲、小咏、大雄、阿辉四位受访者的经历显示出，集体情绪发挥了转化作用，使人能够做出不同的行动，若没有这些情绪的催化，他们在一般状况下不会如此。
除了死亡事件，迫在眉睫的危险同样能激发强烈的利他行动。2019年7月1日深夜占领立法会的行动中，抗争者得知警方将于午夜清场，许多人开始撤退。然而，仍有数人坚持留下，打算自行承担法律后果。最后关头，一群原本已经脱险的抗争者步入会议厅，强行带走这几位“死士”。于是，在那个翻转历史之夜，他们并没有遭到拘捕。从抗争者在会议厅激烈讨论该撤或该留，到立法会内外众人大喊“一齐走”，网络媒体直播了整段惊心动魄的过程。后来，“齐上齐落”的说法开始广为流传，多场抗争行动都喊出此一口号。
为了同胞甘愿以身涉险的行动，成为一股强烈的刺激，巩固了共同体意识。九月，有一位十九岁的大学生为了协助三名抗争者逃脱，持棍袭击警员。三人成功脱身，但他本人则遭到拘捕，被判处监禁十个月。该位大学生身穿“岳”字上衣，因此网民将他称为“岳义士”。冒险搭救手足的行为，使他立刻成了一位民间英雄。
对于共同的受苦经验如何能强化彼此的归属感，最鲜明的应该是梁继平的表述，也就是他在8月16日透过网络，对香港集会现场的抗争者发表的演说。梁继平在学生时代是本土派意见领袖，后赴美国攻读研究所。他曾亲身参与占领立法会，并选择拉低口罩、公开身份，以鼓励更多人留守。事后，他迅速离开香港前往美国。在这场远距演说中，他如此描绘“共同体”的概念：
唯有当我们能够将他人的痛苦，视之为自己的痛苦；将他人所作的牺牲，视之为是为自己而作的牺牲，并且将每一场抗争都看作是对前人付出的肯定和追认，真正的共同体才能够成立。
梁继平对政治共同体的观念，关键在于分担痛苦，精准掌握了香港人过去两个月所目睹的一切，层出不穷的伤害、拘捕、死亡事件，将他们熔铸成一个民族，让众人的目标一致。
接受访谈时，梁继平谈到他想法的来源：
现在香港人讲手足，在七一之后，有个机会与海外香港手足见面，那时我才开始了解到什么是叫做手足，那时团结的情感，真的是像兄弟姐妺，所以我是真的想要回去香港，与他们共同经历他们所承受到的事情，我那时真的是这样想的。……所以我就想要回去陪他们，一同受苦，就是一个很单纯天真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