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照片：位于苏格兰爱丁堡（Edinburgh）的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雕像。从技术官僚到中央计划者，改造社会的诱惑始终存在。亚当·斯密清楚地看到了其中的危险
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被广泛认为是现代经济学之父。虽然此前已有西班牙16世纪和17世纪的萨拉曼卡学派（School of Salamanca）和法国18世纪的重农学派（Physiocrats）等经济学思想先驱，但是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巨著《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全名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第一部综合性经济学专着。
值此亚当‧斯密《国富论》问世250周年之际，人们必将花费大量笔墨来颂扬他的丰功伟绩，这很理所当然。我撰写此文，心里既充满喜悦又略显谦逊：分享这位现代经济学之父的十句在今天依然意义非凡的名言，以展现亚当‧斯密经久不衰的影响力。我喜欢将这些观点融入我的讲座中——无论是关于市场、政治经济学、宪政经济学，还是关于资本主义的道德基础。亚当‧斯密的著作涉猎广泛，堪称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时代之王”（a man for all seasons）。
教诲1：看不见的手显威力
“他引导产业发展，力求使其产品价值最大化，目的仅仅是为了自身利益。在这一点上，如同在许多其它情况下一样，他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实现一个并非他本意的目标……他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往往比他真正想要促进社会利益的时候，更能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我从未见过那些假装为公共利益而进行贸易的人做出过多少好事。”
亚当‧斯密最广为人知的概念或许就是“看不见的手”（the invisible hand），奥地利经济学派（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对此概念的运用可谓淋漓尽致，并以此为基础阐述了自发秩序的核心思想。尤其是英国现代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1899—1992），他强调了“人类行为的结果而非人类设计的结果”（the result of human action, but not of human design）。然而，形形色色的干预主义者（interventionists）仍然妄图凌驾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之上。
教诲2：人民不是棋子
“看不见的手”的另一面是社会和经济工程。亚当‧斯密对社会工程师（social engineer）的心理进行了极具前瞻性的描述，这些人自诩为专家，却狂妄地认为自己可以掌控整个经济。
“制度主义者（the man of system）……往往自以为是，他们常常沉迷于自己理想政府方案的所谓美好，以至于无法容忍方案的任何细微偏差。他们会不顾一切地、一丝不苟地推行这套方案，既不顾及重大利益，也不顾及可能与之相悖的强烈偏见。他们似乎认为自己可以像在棋盘上摆放棋子一样轻松地安排一个庞大社会中的不同成员。他们没有意识到，棋盘上的棋子除了人为设定的规则之外，没有其它运行规律；但在人类社会这盘巨大的棋盘上，每一枚棋子都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与立法机关可能赋予它的规律截然不同。”
教诲3：集体行动不能强加于人
关于“制度主义者”的引文篇幅较长，值得分成两部分。在第二部分中，斯密哀叹社会工程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后果。如果政策制定者谨慎行事，既尊重人性又尊重地方知识，那么最终结果可能只是比现状略有改善。顺便说一下，这是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1919—2013）和美国经济学家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1922—2014）关于国家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 through the state）理论的基础。
“如果这两个原则一致且朝着同一方向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就会轻松谐和，很可能幸福成功。如果它们相反或相悖，发展就会痛苦不堪，社会也必然始终处于高度混乱之中。”
教诲4：市场协调努力
亚当‧斯密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劳动分工（the division of labor）。但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模型，供求知若渴的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学生用生产图表进行计算。对斯密而言，它意义更为深远，是一种克服人类局限性的合作工具：
“这种劳动分工带来了诸多好处，但它最初并非人类智慧的产物……它是人类天性中某种倾向的必然结果，尽管这种倾向非常缓慢和渐进……即以物易物、交换物品的倾向。”
劳动分工解决了一个社会问题：
“因此，人类只能在社会中生存，其天性也使其适应这种生存状态。人类社会的所有成员都需要彼此的帮助，也同样容易受到彼此的伤害。当人们出于爱、感激、友谊和尊重而相互提供必要的帮助时，社会就会繁荣幸福。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被爱和情感的纽带紧紧联系在一起，仿佛被吸引到一个共同的、互助互利的中心。
“但是，即便必要的援助并非出于如此慷慨无私的动机，即便社团成员之间缺乏相互的爱与情谊，社团虽不那么幸福融洽，却也未必会解散。社团可以在不同的人之间，如同在不同的商人之间一样，出于对自身效用的认知而维系，即便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爱与情谊；即便社团中的任何人都不认为自己对他人承担任何义务或怀有感恩之心，社团仍然可以通过按照既定价值进行的利益交换来维持。”
教诲5：自利实际上对每个人都有好处
斯密对市场协调激励机制的潜力感到兴奋。在另一句著名的妙语中，他提醒我们，市场可以将私人利益转化为公共谐和：
“我们期待晚餐不是出于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善意，而是出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注。”
就近期的例子而言，我们不禁想起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和阿特‧卡登（Art Carden，两人均为美国经济研究所／AIER的研究员）。他们合作的著作标题本身就说明了一切：《别打搅我，我会让你致富：资产阶级交易如何使世界富裕起来》（Leave Me Alone, and I’ll Make You Rich: How the Bourgeois Deal Enriched the World，2020）。
教诲6：社会创造繁荣无需许可
资产阶级契约有时被法国18世纪古典经济学家、重农主义者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1781）用“不管不问，自由放任”（laissez-faire, laissez-passer，法语）来描述。亚当‧斯密不仅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更是一位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教授，他很快指出，资产阶级契约在工具层面上的确是好的——但它也是自由社会的基础：“每个人，只要不违反正义的法则，就完全可以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
教诲7：合作将大家联系在一起
斯密的第一部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1759）比《国富论》早了近二十年。在论证市场如何通过迎合和引导私人利益来增进公共利益的同时，斯密也明确指出，人类本质上是合作的动物：
“无论人们认为人多么自私，显然人的本性中都存在一些原则，使人关心他人的命运，并使他人的幸福对他而言成为必要，尽管除了看到他人幸福的快乐，他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
教诲8：存在个人责任……但要有所限制
斯密在强调个人责任的重要性的同时，也对人类能力的局限性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警告说：
“宇宙伟大体系的管理……是上帝的职责，而非人类的职责。人类被赋予的职责要卑微得多，但也更适合人类能力的不足和理解力的局限：那就是关心自身的幸福，关心家人、朋友和国家的幸福。即便人类致力于思考更崇高的事物，也绝不能成为他们忽视卑微职责的借口。”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市场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在其1927年出版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一书中，也秉持着类似的理念解释道：“（古典）自由主义完全且专门地将其关注点限定于世俗生活和世俗事业。而宗教的领域则不属于这个世界。因此，自由主义和宗教可以并存，互不干涉。”斯密、米塞斯以及古典自由主义传统，恰恰是对那些试图通过世俗手段来掌控宇宙的左右翼人士的有力反驳。
教诲9：串谋威胁竞争
如果说斯密担忧的是政治上的“制度主义者”（man of systems），那么他也同样担忧企业串通起来损害消费者利益，而不是通过竞争服务市场。“即便是为了消遣娱乐，同行也很少聚在一起，但同行间的谈话最终往往会演变成对公众的阴谋，或是某种抬高物价的诡计……”
然而，斯密告诫我们不要试图通过国家手段阻止行业串谋：“事实上，任何能够执行或符合自由和正义的法律都无法阻止此类聚合……”但他确实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即促进自由贸易，减少阻碍竞争的监管：“虽然法律不能阻止同一行业的人们有时聚集在一起，但它不应该为这种聚合提供便利；更不应该使这种聚合成为必要。”
教诲10：制度驱动经济增长
我是一名制度经济学家（institutional economist）。最初，我投身经济学领域，是因为我对发展经济和消除（或至少减轻）贫困有兴趣。我和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1937—2023）一样（尽管我未必能取得同样的成就），都对这类问题着迷。他观察到一些国家富裕，一些国家贫穷，一些国家增长缓慢，一些国家增长迅速，并评论道：“我不明白，面对这样的数据，人们怎么可能不将其视为一种可能性。印度政府是否能采取某些措施，使印度经济像印度尼西亚或埃及那样增长？如果可以，具体该怎么做？如果不行，究竟是‘印度的本质’（nature of India）中的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局面？此类问题对人类福祉的影响简直令人震惊：一旦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就很难再去思考其它事情了。”
纵观过去，国际发展（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的成效确实令人恼火，原因有二。首先，它彻底失败了——确切地说，是国际援助（internationalaid）彻底失败了，而且耗资巨大；在那些体制内人士徒劳的努力背后，市场一直在稳步运转，过去两百年来贫困人口已经大幅减少。其次，经济增长的秘诀如此显而易见。从19世纪初的美国和西欧，到中共第一代党魁毛泽东（1893—1976）去世后的中国，再到结束许可证制度（licensing raj，指印度在1950年代至1991年间实施的严格国家经济管制体系）后的印度，以及所有拥抱全球化和市场改革的国家，这个秘诀每次都奏效。早在1755年，也就是《国富论》出版二十年前，甚至在启蒙运动的理念被转化为经济政策之前，亚当‧斯密就提出了这个秘诀：“一个国家要从最原始的野蛮状态走向最富裕的状态，除了和平、宽松的税收和尚可接受的司法之外，几乎不需要其它条件……其余的都会自然而然地到来。”据信，这段引文出自1755年亚当‧斯密的一次讲座记录，该记录收录于苏格兰伦理学家杜格尔德‧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1753—1828）的讲义中。
用更现代的话语来讲，和平的作用不言而喻，低税率和透明的税收也是如此。“可接受的司法行政”（tolerabl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可以理解为法治。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经济自由（economic freedom），而经济自由与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密切相关。新发展经济学（New Development Economics）摒弃了由体制内的官僚自上而下强加的复杂宏观经济政策，提出了一种激进而简明的解决方案：聚焦于微观经济学、制度、激励机制以及奥地利学派传统中的知识传承。
斯密警告我们，当自负的政策制定者和政治家忽视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时会发生什么：“所有阻碍这个自然进程、强迫事物进入另一条道路或试图将社会发展停滞在某个特定阶段的政府都是不自然的，为了维持自身，它们必然会采取压迫和暴政的手段。”
由此，我们得出亘古不变的真理：暴政是贫困的催化器，而自由则是繁荣的助产士。
本文刊自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的智库“美国经济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简称AIER）的出版物《每日经济》（The Daily Economy）。
作者简介：
尼古拉‧温泽尔（Nikolai G. Wenzel）是西班牙赫斯佩里德斯大学（Universidad de las Hespérides）的经济学教授，也是美国经济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简称AIER）的副研究员。他是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莫利纳里经济研究所（Institut Economique Molinari）的研究员，也是总部位于德州的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由经济学家、企业领袖和其他古典自由主义支持者组成的国际性组织）的成员。
原文：10 Enduring Lessons From Adam Smith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