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在文革中揪斗叛徒、三反份子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等。（钟元翻摄／大纪元）
从文革走过来的很多老人，回想起那些荒诞的岁月、荒诞的事情，依旧心有余悸。在那个年代，任何人都可能被扣上奇葩的罪名，被抓被判刑。本文继续介绍已故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学泰所著的《监狱琐记》一书中，描述的几个与他1976年前后在北京第一监狱认识的几名难友的故事。
因给毛写信提意见被判20年
这其中有一个人王学泰没有提及他的姓名，可能因为他是高干子弟，我们姑且称他为X。X是北京大学五十年代历史系毕业生，他的父亲是中共北京市委主管财政的高官，因此他能看到一些关于国家经济方面的内部材料，材料中有关于文革期间生产下降、经济濒临崩溃的描述，这让忧国忧民的他很是担心，于是就直接给毛泽东写了二十多封信，指责中共中央犯了左倾错误，并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和建议。
这个案子在当时算是大案，由于其父是北京市高官，曾经是原北京市市长彭真的手下，彭真被打倒后，他也被牵连，挨过批斗。文革后期又作为领导进入了北京市委。不知道哪股政治力量想通过整他，扳倒其父亲，因此审讯的阵杖很大。有一次X悄悄跟王学泰说：“真他妈的吓人，将近一百个预审员，黑压压一片，跟听我讲课一样。我就咬住了一点。我给毛XX写信，怎么到了你们这里。是毛XX转给你们的？有毛XX转信的指示吗？没有！那你们就是剥夺毛XX他老人家的收信自由。你们才是犯罪。后来他们打我……。”
大约中共公安们还没遇到这样较真并和他们针锋相对的人，自然火冒三丈，对他不断加码。当时审讯除了疲劳战术，即不让睡觉，还有人海战术，即增加预审员人数，给被审讯者增加心理压力。显然，一百个预审员也够夸张的，看来，公安们对他还真是没什么办法。
倔强的X也因此遭了不少皮肉之苦，他的腰还被打坏了，一转动就响。他成为“从严”的样板，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他的父亲也受到儿子的牵连。
然而，一年以后，也就是“四人帮”被抓后几个月，X被保外就医。
因给台湾写信被判15年
如果说X是因为批评毛中央而被判刑，那么另一位张姓的近六十岁的老人入狱，就近乎荒诞了。
张某，北京密云人，1949年前家里有些钱，因此让他养成了公子哥的做派，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学过一点医，但也不精通。1949年后靠行医还能维持生活，但文革爆发后，私人行医被禁止了。再加上他的出身问题，他难以找到工作，生活也成了问题。
情急之下，张某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信，给江青写信，但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此时他偶尔偷听到台湾对大陆的广播，得知中华民国政府帮助支持大陆的反共人士。于是他按照广播中告诉他的地址，给台湾写信，说自己是反共地下组织，需要台湾的支持，快些寄钱过来。
信寄出去了，台湾的钱没寄到，中共的警察却来了，把他抓了起来。当时还以为是多大的组织，几番审讯下来，发现张某说话都成问题。警察这才意识到，张某是穷疯了，才出此下策。于是将他判了15年。
在监狱里，张某吃饭穿衣都不利落，人也很邋遢，因此遭到其他人的嫌弃。后来因为身体越来越差，监狱就把他送到延庆老弱病残队了。至于后来如何也就不知晓了。
因议论文革被判10年
王学泰同监室中还有一个叫董清旻的，三十多岁，长的很白净，有点女相，他的手很巧，常常做点小东西，还会剪纸、写美术字。他是中专毕业生，学的是印刷装订，后来的北京印刷学院就是由这个中专发展而来的。这个学校最初在安定门内国子监旁的孔庙中。
董清旻之所以入狱，并因为“现行反革命罪”被判10年，原因就是因为议论了一下文革。他和王学泰说过几次文革初期发生在孔庙大成殿前批斗北京文艺界“黑帮”、“破四旧”的场景。
众所周知，1966年8月，红卫兵在“破四旧”运动中不仅在孔庙焚烧书籍，还捣毁了庙碑、孔子泥胎偶像以及“万世师表”等匾额，8月23日，包括老舍在内的多名知名作家和学者在孔庙内被迫下跪，眼睁睁看着火焚书籍。董清旻就是亲眼目睹之人。
他提到，（作家）老舍、（京剧名角）侯喜瑞与荀慧生一共三四十人，围成一圈儿，有的跪着，有的低头弯腰站着。中间是京剧行头、盔头、道具、古今书籍，堆的像小山一样，有红卫兵点火烧了起来。八月正是天气炎热的时候，这些“黑帮”在烈日下再接受烈焰的熏烤的同时，还要接受红卫兵们的毒打，老舍就被打破了头，血流满面。
董清旻感叹道：“这些学生也真下的去手。老人一个个冒着油汗，在脸上留下黑的、红的（有血）、白的（京剧行头上的银粉）道子，又可笑又可怜。”批斗完后，孔庙的松柏树都挂满了金粉银粉，都看不到绿色了。
董清旻还提到一件诡异之事。有个红卫兵觉得劲儿还没使完，就找来梯子、斧子去劈大成殿上面的“大成至圣先师”的匾额。不想匾额后面有马蜂窝，斧子一劈，惊动了马蜂，它们倾巢而出。这个红卫兵被吓的从梯子上滚了下来，摔了个半死。这是不是某种报应呢？
而老舍正是在这次批斗后投湖自杀的。
文革结束后，董清旻被“平反”，于1979年出狱。他先学习篆刻，给到中国旅行的外国人刻章，后来结婚后就去日本了，在日本开了个篆刻店，九十年代加入了日本国籍，改名为“司马清民”。
一句玩笑话被判7年
有一个叫李芝源的人，负责在生产车间统计犯人，王学泰描述他是个“脾气极好，很有修养的人”。他来自北京延庆农村，上过初中，七十年代进监狱的，被判了7年。
他的罪名很可笑。文革初期，他是所在生产大队文革筹备小组组长，有一次同村的一些青年一起吃喝闲聊。酒喝多了，嘴就把不住门了。有个领头的青年说我要当了皇帝就封谁为大臣、宰相、将军，等等，李芝源后到，就开玩笑地问：“怎么把我忘了，封我什么呀？”那个青年说，就你这个样子，封你为狗头军师吧。
原本就是玩笑话，过去就过去了，但是到了“一打三反”运动时，强调对于阶级敌人要深挖细找，这件“我要做皇帝”的事就被挖了出来，那时每年北京都会出几件皇帝案。
这个案子也受到公安局的关注。那个说“我要做了皇帝”的青年家庭出身是富农，因为恐惧，所以交代自己是“反动用心”，要变天复辟。其他几人一看不好，也纷纷“坦白从宽”。到了李芝源，他觉得自己是贫农，又是干部，而且纯粹就是玩笑，根本没什么问题。就这样，他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关进了监狱。1977年出狱。
毛追悼会老农民吃花生被判8年
毛死后，于9月18日在北京举行了大型追悼会，北京郊区的农村，也组织农民通过观看电视转播参加。当时每个大队都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是日本政府捐赠的，原因是中共在与日本建交时，放弃了战争赔款，而原因是毛非常感谢日军侵略中国，因为这才让中共夺取了政权。
这天北京郊区某大队农民都在看电视转播，农民们没有经历个这样的场面，十分紧张，大气也不敢出，因此会场格外安静。有个老农民觉得没意思，就在自己的口袋里乱摸。这时电视上宣布默哀，在一片静寂中，老农民翻兜的声音引起了大队书记的注意。书记紧紧盯着他，但老农民却浑然不觉。
翻腾了一会儿，老农民翻出了一个生花生米，便放在嘴里吃了。书记当即大喝：“某某某，你在破坏追悼会。”说着便把他的嘴巴掐住，使其张开，向大家展示他吃的东西。之后又怒斥道：“革命群众悲痛万分，你还高兴地吃东西！”这一举动不仅让老农民吓瘫了，也吓懵了其他人。
随即，老农民被送到公安局，随后被判了8年。之后被送去劳改农场。
结语
这些过往的历史，对于当事人而言，恍若前尘；对于当下的中国人而言，尤其是年轻人，觉得匪夷所思，因为他们根本无法想像曾经在中国会发生这样荒诞、可怕的事情。然而，如此惨痛的历史是无法抹去的，中共再怎么掩盖，罪恶终将被所有中国人所知晓，中共这个邪恶的魔鬼政党，也终将被清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