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好汉囚禁轶事（六）：王鲁湘（“怎么出来的这张牌？”）
北明
选自《告别阳光•八九囚禁纪实》
《河殇》总撰稿人之一，北师院中文系副教授王鲁湘，继体改所（获取保候审的）女士之后，住进了我左侧的三二六房间。这位江苏沐阳人，对每日不得不花去国家几十元人民币这一点，似乎有些过意不去，所以整日将满肚子沸腾的非学院派的学问按抚在五脏六腑之间，假装做遵守纪律的模范。
我算过一次。昌平这个招待所的高级客房小搂一共四层，每层四间，每间包房每天五十元人民币，审查紧张的日子里，一、二、三、四层均住上了从囚车请来的我们这些知识界的“客人”。据招待员小董告诉我，前前后后，她在这里所看见过的警察，不下八十人。从八九年十二月以后，这里只有第三、四层的八个客房被占用，但从十二月上溯至八九年八月初，二层也已住满，甚至一层也住上了他们的人。据说，北京市公安局政保一处一科依仗老宋的熟人关系，得到了这个招待所给予的优惠条件：一间客房一天只须三十五元人民币。这样，自八九年八月至九O年五月，以平均每天占有十四间客房为计，需人民币近一万五千元。
伙食费每人每天十元，而他们——警察们的伙食费只可能高于我们。按一个房间两个人（一个看守，一个“客人”）、平均每天就餐总人数二十八人次计，再加上他们为数不少的不定期宴会，需人民币一万五干元。
警察们在距北京几十公里以外的昌平县办公，夜班费、加班费、出差补助，估计每天每人至少十元。以十个月平均每天十四人次计，需人民币四万二干元。
交通费。政保一处一科拥有大约六、七辆小车（包括小面包车和审查期间新添置的一辆奔茨车）。在八九年九月、十月两个月期间，几乎日夜出车，没有一辆空闲，不是去抓人，就是去核实案情，内查外调。所有这一切，都须在北京、昌平、秦城以及其他我所无法知道的区域间作大幅度远距离的往返。以平均五辆常备车辆每个台班二百元计，十个月下来，需人民币三十万元。
上述所有费用，统计人民币三十万二千元。
这（在1989——1990年间）是一笔不小的经费。
尽管夜班费、出差费、加班费以及其地一些变相的补助费用，装进了警察的衣袋，但这笔开支毕竟是为了完成对我们的审查。按照这个道理，等于全部三十七万二千元人民币是让我们这些在押人员“亨受”掉了。从一九八九年七月初被抓到一九九O年四月取保候审，以平均十四人次为计，每人大约“享受”掉人民币二万六千五百元。
所以说，王鲁湘为此若感到“内疚”并努力作遵守纪律的“模范”，是有些“道理”的。我算了这么一次之后也不得不考虑，一朝算完了政治账，又要和我算经济账可怎么办？不说别的，仅那八千元食宿费用，我就还不起。弄不好，到时候只好让他们给我再加几年刑。
日子一天天过去。一日，隔壁房间突然响声大作。
仔细倾听，并非吼声震天的吸尘器声。时已隆冬，当然也不是空调制冷设备的声音，而是王鲁湘发出的声音。他在高唱革命历史歌曲：《黄水谣》。
“……奔流向东方，河流万里长。水又急，浪又高，奔腾咆哮如虎狼……”
这家伙终于按捺不住，开始自行娱乐了。他的门和我的门一步之遥，小董刚从我这里提着吸尘器出去，走进他的屋。两个门都敞着，那如“狼”似“虎”的声音，甚至盖过了我屋里电视上两个讲授英语的老师的声音。
“我是遵守纪津的模范哩”，昨天，他还和小董这么表白自己，今天他就一反常态。不知是不是窗外终日响彻云霄的昌平县城的大嗽叭里的革命歌声，激发了他的“革命”斗志。
自从他“奔腾咆哮如虎狼”那日起，每日上午十时许，都能听见他和招待员小董“聊天儿”。
一个大学教授和一个初中没好好毕业的小丫头所能“聊”的“天儿”毕竟不大。他们的对话十分枯燥：
小董：“您这什么眼镜儿？”
王鲁湘：“近视镜。”
“您近视？”
“我近视。”
“噢，您近视。”
“嗯，我近视。”
又一日：
小董：“您这件衣服是什么料子？”
王鲁湘：“什么料子？”
“嗯，什么料子……。
“什么料子呢？”
“什么？”
“哟，我不知道！”
“哟！您不知道呀！”
“我不知道。”
“唉，您不知道。”
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当招待员小董来打扫卫生，我总是拿起她提进来的吸尘器吸尘。主要是为了活动一下僵直的四肢。一天，我正用吸尘器在桌角那个地方拐来拐去，小董坐在沙发上说话了：
“您说，隔壁那个是大学教授？”
“是呀。”
“那我怎么觉着他不像？”
“是吗？”
“嗯，我看他不像。”
“怎么不像？”
“他连自个儿的衣服什么料子都不知道！”
我忍俊不禁，告诉她：“大学里的教书先生都他那样。”
“是呀？”
“真的。”我逗她。小董今年二十四岁，看上去只有十八岁。
“唉！”她好像挺失望，“不过”，她又说，“他从不看中学生英语节目，电大的他也不看，我问他别人都看你怎么不看，他说太简单了，他都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