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太史公的屈原列传尽管有不少疏漏矛盾之处，但太史公距离屈原不过一百来年的时间，可以听到耆老口耳相传的故事，还可能见到漏网之鱼的战国史籍特别是楚国史籍，总之他决不可能为一个乌有之人立传。此外，汉文帝（一般以为是汉武帝，误，详见今人王云度考证）招淮南王安为离骚作传，贾谊写吊屈原赋，汉武时严助、朱买臣等人也以楚辞得官，均能证明屈原及楚辞在汉代人心中是真实存在的。说起来质疑屈原是否存在也是民国时期疑古风气作祟，管它可疑不可疑的一概疑之，距离屈原不过百数十年的汉文帝、贾谊、刘安、汉武帝、司马迁、刘向，以及再后的班固、王逸都不怀疑屈原及楚辞的真实性，两千多年后的人凭啥言之凿凿地说屈原不存在，楚辞非屈原所作呢？
如今大多数人一谈到屈原自沉，就说是为了爱国。这说法似是而非。屈原是个人主义者，而且是精英主义者，一定要说爱国，也近似于密尔笔下的共和爱国主义者，而非始于朱熹，成于乾隆，变于民国，定于当代的那种爱国者。
楚辞在西汉始广为流传，但西汉人并不以忠君爱国推崇屈原。司马迁推许的是屈原的人格与志向，“其志洁……其行廉……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扬雄认为屈原不该自沉，应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
第一个炮轰屈原的是东汉人班固，说屈原露才扬己，忿怼君主，文采虽好，只是狂狷之士。班固对屈原不待见，因为他持儒家的道德标准，认为屈原不够忠君，老是数落怀王，也不够中庸，总爱展示自己的个性与才能。抛开班固迂腐的价值判断不论，他其实说到了点子上。屈原个性极强，是狂放张扬的反叛者，而非温良恭谦的忠君者。他也有效忠对象，那就是他内心的准则与理想，而不是某个君主，也不是国家。
战国时代没有现代主权国家的概念，连秦汉后一姓王朝的概念都没有，当然，有天下的概念，也有故土的概念。战国的人不爱什么国，所以殉国者没几个，周游列国的纵横家和打工人倒多得要命。屈原推崇伍子胥，可作为楚人的伍子胥借吴国军队报私仇，大败楚国，还对楚平王掘墓鞭尸。如果屈原爱国，他能对伍子胥赞许有加吗？
战国时忠君观念也非主流，更流行的是合则留，不合则去。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孟子说，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如果一个国家政治黑暗，那么从贵族士人到平民百姓，都可以润，还忠什么君呢？拿楚国人来说，析公、雍子奔晋，伍子胥、伯噽逃吴，文种、范蠡投越，甘茂、李斯入秦，战国中晚期的秦相，三分之一是楚人。所以屈原在离骚中才反复说自己要走，各色人等也都劝他走，但他终于还是没走。他不走，不是忠君，而是忠于自己的理想。他对怀王当然有感情，但那是因为他们曾为共同的理想一起奋斗。
现在问题来了，屈原的理想是什么？两个字可以概括，美政。内涵如何？大概就是举贤授能与修明法度，儒家、墨家贤人政治与法家法制主义的混搭。今天看来没什么出奇的地方，但屈原出奇的本来就不是他的理想本身，而是他对理想的表达与坚持，以及最后以身殉道。
在小说《堂吉诃德》中，一个理发师扮成的骑士跟堂吉诃德决斗——其实不过是打架，堂吉诃德不是对手，被打倒在地，胡子乱了，满脸血污，狼狈不堪。堂吉诃德怎么说的？他说：“我是世界上最倒霉的骑士，我输了，但是我的爱人杜尔西内娅仍是世界上最美的人，这个真理不会因为我的失败而改变，现在，骑士，请刺下你的长矛吧！”
某种意义上，屈原就是战国的堂吉诃德，他的理想或许跟杜尔西内娅一样只是个村姑，他也输了，但他捍卫理想的决心不会因为他的失败而改变，并且可以任凭别人为此对他刺下长矛。
与堂吉诃德不同的是，屈原更加清醒，不像前者常处于幻觉之中，也更有才能，不像前者那么平庸。进言之，屈原本质上是个人主义而非集体主义，是精英主义而非平民主义。
屈原的个人主义，当然不能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现代的个人主义，是一种强调个人自治和个人自由的道德与政治哲学。作为一种关乎人性的理论，个人主义主张，只有赋予一个正常成年人最大限度的自由和责任，允许他选择自己的目标以及实现该目标的手段，才能最好地服务于他的利益。屈原的个人主义与现代的个人主义有重叠之处，那就是追求个人自由与强调个人责任，也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他有浓厚的宗族观念与故土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