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行为者往往会背弃协议，却无需承担后果。
在推介这项旨在结束伊朗冲突的协议时，副总统JD·万斯提出的核心论点是：除非伊朗遵守协议条款，否则不会获得任何回报。正如万斯周一晚在福克斯新闻（Fox News）节目中所言，该协议规定：“如果伊朗表现良好，如果实施制裁减免，如果伊朗融入全球经济，我们将邀请其他国家——不是我们自己，而是其他国家——去该国投资。这没问题。但前提是他们必须遵守协议条款。”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每当西方领导人与“不良行为体”达成此类协议时，这都是他们惯用的安抚之词——但事实证明，这些承诺往往是空洞的。
这种模式屡见不鲜：一个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对手达成和平或军控协议。在民主国家一方，政治领导人因此在公众面前赢得了宝贵的声望。他们向持怀疑态度的人解释说，协议的遵守情况将受到核查与强制执行，一旦违约，协议便会终止。然而，当对手违背承诺时，民主国家的政客们却不愿否定自己达成的协议。他们既不放弃协议，更遑论向对方追回已让出的利益。对手由此明白——或者说早就明白——违约并不会招致严重惩罚。
以《凡尔赛条约》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对德国施加了限制，对其陆军、海军及武器生产规模作出了规定。德国多年来一直违反这些条款，在20世纪20年代秘密重整军备，并在1933年后转为公开进行。那些曾承诺执行条约的协约国，要么对此视而不见，要么因厌战而听之任之。
再看冷战时期。美国两党政府都曾与苏联签署军控协议，并承诺违约必将承担后果。苏联经常违背承诺，但实际上几乎从未受到过惩罚。
一个极具启示意义的案例是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这是尼克松时代“缓和政策”的核心。苏联在西伯利亚腹地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建造了一座巨大的相控阵雷达，其朝向明显违反了条约规定。1983年，美国卫星发现了正在建设中的该设施。当时的白宫并非由胆怯的“鸽派”把持；时任总统罗纳德·里根是一位立场强硬的领导人，也是军控协议的怀疑论者。
里根主张严格遵守此类协议，并表示“绝不接受任何低于此标准的做法”。众议院（以418票对0票）和参议院（以92票对3票）均认定该雷达明显违反了条约。1988年，参议员们敦促里根宣布这一违约行为构成“实质性违约”，但国务院官员对此表示反对。里根虽向苏联提出了抗议，但最终并未废除该条约。看来，即便是他也无意违背此类协议所享有的广泛民意支持。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违约行为最终未受任何惩罚。以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为例。在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签署该协议时，以色列领导人曾表示，如果巴解组织违背和平承诺，协议将被终止，以色列此前做出的让步也将被撤回。然而，巴勒斯坦领导层未能履行有关打击恐怖主义以及制止煽动仇恨与暴力的关键承诺，甚至向被监禁的恐怖分子及其家属提供经济资助。尽管如此，以色列始终未能迫使巴解组织遵守协议。以色列既未退出协议，更未撤回其让步措施。
如何解释这种现象？这并非仅仅源于天真，而是有着结构性的原因。对于签署此类协议的民主国家领导人而言，这些协议代表了一种政治投入；当对方未能履约时，维护这一政治投入往往变得比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更为重要。
一旦有违规行为被曝光，民主国家领导层的最初反应通常是声称尚不清楚是否确实发生了违规。如果违规事实变得无可辩驳，他们的第二步反应便是淡化违规的严重性——1987年，一个国会代表团在视察克拉斯诺亚尔斯克（Krasnoyarsk）后，便称该雷达设施虽违反了条约的“字面规定”，却未违背其“精神”，便是此类反应的典型例子。而当违规行为的严重性已无法否认时，第三步反应则是宣称缺乏有效的手段来强制执行合规要求。这正是1988年里根政府所处的境地。
万斯（Vance）为伊朗协议所做的辩护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当被问及伊朗是否能获得一笔30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时，他并未予以否认。相反，他列举了伊朗的合作、其融入“世界经济”的前景，以及美国邀请其他国家进行投资等情况。然而，一旦资金投入，它们绝不会因为伊朗违反协议而凭空消失。如果资金在违约行为曝光前就已经注入，那么当美国领导人还在争论违约证据是否确凿、违约性质是否严重以及是否有良策进行补救时，伊朗几乎肯定会把这笔钱据为己有。
正因如此，在伊朗领导人允许美国或可靠的第三方拆除并运走其核设施及导弹设施之前，该协议不应给伊朗带来任何经济利益。只有当伊朗在获得任何制裁减免或解冻资产之前，就已做出不可逆转的关键让步时，万斯的观点才站得住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着长期违背承诺的记录。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旦获得经济利益，它很可能会违反协议，且最终无法得到有效执行。
作者道格拉斯·J·费斯是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曾在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担任负责政策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