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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春:“三车两员”群体何以也成了维稳对象

所谓“三车”是指:1.货车司机2.网约车司机3.出租车司机;所谓“两员”是指:1.快递员2.外卖员。密令声称,要严防他们为了利益诉求群体规模聚集。为此,要对他们这些群体进行深入排查,紧盯煽动罢工、组建工会、扬言游行示威等涉稳风险苗头,针对性做好线索落查、教育稳控等工作,严防风险落地成势。那么中共为何对“三车两员”群体如此戒备,竟把他们也列为了维稳对象呢?

维稳密令竟把“三车两员”群体也列为了维稳对象。快递员和外卖员穿梭于大街小巷。在网路流传,其中那些“背娃上路”的镜头令人泪目。(视频截图)

中共五中全会前夕,中南海向各地下发了《关于做好二十届五中全会期间维护安全稳定工作的通知》。

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这份维稳密令竟把“三车两员”群体也列为了维稳对象。

所谓“三车”是指:1.货车司机2.网约车司机3.出租车司机;所谓“两员”是指:1.快递员2.外卖员。密令声称,要严防他们为了利益诉求群体规模聚集。为此,要对他们这些群体进行深入排查,紧盯煽动罢工、组建工会、扬言游行示威等涉稳风险苗头,针对性做好线索落查、教育稳控等工作,严防风险落地成势。

那么中共为何对“三车两员”群体如此戒备,竟把他们也列为了维稳对象呢?

我分析,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他们人数众多,而且掌握着城市运转的关键环节

货车司机运送货物,网约车和出租车承担城市出行,快递员和外卖员负责大量末端配送。

这不是一个边缘性的小群体,而是与城市日常生活、物流运输和消费活动紧密相连的劳动者群体。中共官方2026年4月公布的相关政策文件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约为8400万人。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们一旦出现大规模、持续性的集体行动,影响就可能超出某个平台或某个企业,传导至交通、物流、商业和居民生活。

当然,人数众多不等于他们必然会采取集体行动,行业不同、诉求不同,也会影响动员能力。但从中共的维稳罗辑来看,这种潜在的社会影响力,足以让他们害怕。

二、他们分散在各地却可能通过网络迅速形成联系

传统工厂的工人通常集中在同一厂区,组织关系和工作场所相对固定。

“三车两员”则不同。

货车司机行驶在不同省份,网约车司机分布在城市各个区域,快递员和外卖员穿梭于大街小巷。他们在地理上高度分散,却可以通过微信群、短视频平台和同行社群交流经验、传播信息。

这种结构有两面性:平时不容易形成稳定的组织,遇到共同问题时,却可能迅速发现彼此面临着相似的困境。

例如,一项平台规则调整,如果被大量从业者认为会降低收入,相关消息就可能迅速扩散。个别地区的纠纷,也可能引发其他地区从业者的关注。

对中共而言,这种联络能力就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三、他们的利益诉求具有共同性容易从经济问题发展为集体行动

这是最关键的一点。

表面上看,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和外卖员分属不同的行业C但他们面临的问题有相似之处:

——收入受运价、订单量和平台规则影响。

——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收入稳定性不足。

——车辆、燃油、维修等成本可能由个人承担。

——劳动关系认定、社会保险和职业伤害保障存在现实难题。

这些问题未必会同时出现,也不是所有从业者都处于同样的困境。但当某种共同的不满形成时,原本分散的个体诉求就有可能汇集起来。

更重要的是,这些诉求通常并不需要复杂的政治动员。要求提高运价、降低平台抽成、改善派单规则、保障劳动报酬,都可以成为共同的行动目标。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共的维稳密令会特别提到罢工、组建工会和游行示威。

当局担心的,可能不只是劳动者生活困难,而是他们会把各自的困难转化为共同的诉求,并通过集体行动迫使政府回应。

四、他们可能成为不同社会不满相互呼应的连接点

这一点比单纯的行业纠纷更值得关注。

想像一下,一边是因房屋交付、投资损失而维权的人,一边是收入下降的货车司机,还有对平台算法和劳动保障不满的外卖员。

他们的诉求并不相同,也没有理由认为他们必然会联合起来。

但是,如果不同群体都觉得自己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就可能产生一种相似的感受:个人缺乏影响规则的能力,正常渠道不能有效解决问题。

这种共同感受一旦通过网络传播,不同群体之间就可能产生情绪上的共鸣,甚至互相借鉴表达诉求的方式。

这也是为什么,维稳密令关注的不是单个行业,而是多个利益诉求群体之间的“串联聚集”。

对中共这样一个高度重视社会稳定和政治控制的执政者来说,最难处理的局面可能不是某个群体提出的具体要求,而是不同群体开始相互认同,发现彼此面临着某些相似的制度性困境。

五、比经济不满更令当局敏感的是劳动者的自主组织能力

我认为,这是整个问题的政治核心。

需要区分两种力量:一种是劳动者作为个体的力量,另一种是劳动者通过自主组织形成的集体力量。

一个外卖员可以抱怨平台抽成过高,一个货车司机可以抱怨运价太低,一个快递员可以投诉罚款不合理。但只要他们各自为战,企业和管理部门就可以逐一处理,甚至可以把每个问题视为孤立的个案。

一旦劳动者能够自主组织起来,情况就不同了。他们可以共同确定诉求、推选代表、开展集体协商,并在必要时采取集体行动。

个体劳动者只能承受规则,组织起来的劳动者不再只是被管理的对象,他们就会要求改变规则,甚至要求分享权力。这恰恰是中共最害怕的。

综上所述,中南海将“三车两员”群体也列为维稳对象,不仅说明中共的恐惧无所不在,而且说明它已经陷入了越维稳、越担心失稳的无法摆脱的治理困局。这正是中共即将崩溃的前兆。

责任编辑: 江一  来源: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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