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美中俄三国领导人在深圳举行峰会。此前川普与习近平会面时,彭博社记者霍登向川普高声提问,涉及英伟达前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的国家安全争议。中方认为这种行为失礼,随后禁止她参加三方会议的开放采访环节。
白宫出面交涉,未能改变结果。其他记者继续采访。
这件事颇有意思。
美国记者在白宫提问,往往毫不客气。总统刚坐下,问题就飞过来。有时不等对方说完,记者已经准备好下一个问题。川普对此经常不满,双方争执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种采访方式当然可以讨论。有些问题尖锐而必要,有些问题重复、带有预设立场,甚至可能误导公众。新闻自由从来不保证记者的每一个问题都有质量。
但美国制度允许记者如此提问,也允许他们公开批评总统限制采访。双方闹得再不愉快,媒体仍有公开抗议和诉诸司法的渠道。
到了深圳,情形不同了。
一个问题问出去,下一场采访资格就没有了。白宫愿意帮忙,也没有解决问题。
记者是否违反了事先规定,目前还不能确定。但一个事实十分清楚:中方掌握着最终准入决定权。
这不是记者有没有礼貌那么简单。
在任何国家,会议主办方都可以制定安全和采访规则。美国白宫也有采访限制,甚至会与新闻机构发生激烈纠纷。问题在于,当记者认为限制不合理时,他究竟能够怎样挑战这一决定。
美国记者长期习惯与总统争论,也习惯通过同行组织表达抗议。到了深圳,这次没有看到他们采取类似的现场集体抵制行动。
继续采访不代表他们赞同中方,更不能据此断定他们内心害怕。但两种环境下的行为差异,确实值得观察。
一个人是否敢向总统发问,除了个人勇气,还取决于这种行为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在美国,可以把抗议总统当成每天的工作。在另一些地方,记者连下一次进入会场的机会,都未必能够保住。
这也解释了一个表面上的矛盾:为什么某些国家的记者天天与政府争吵,而另一些国家的新闻界却显得格外安静?
原因未必是前者的政府更加恶劣,也未必是后者的记者更加文明。至少还要问一句:谁允许记者这样争吵?
一个社会容忍公开批评,并不意味着批评者永远正确。它只是承认,权力不能垄断判断自身是否正确的资格。
美国新闻界有许多问题。报道可能失实,记者可能带有偏见,新闻机构也可能受到商业利益影响。这些都应该批评。
但是,批评新闻界不等于否定新闻自由。
深圳事件值得美国记者记住的,并不是以后应当对总统更加客气,而是他们在美国习以为常的采访空间,并非到了世界任何地方都能继续拥有。
能够与总统争论,是一种权利。
权利天天可以使用,人就容易忘记它的价值。直到有一天,别人告诉你:今天不能问,下一场也不用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