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与杭州，在太平军与湘军对战的背景下形成了强烈对照。
1861年冬天，曾国藩攻克安庆后不久，李秀成率部在浙江攻城掠地。顺着长江漂流而下的浮尸群，无言地陈述着安庆的暴行。
然而，比起湘军旷日持久的围攻、破城之后的疯狂屠杀，太平军攻破杭州的过程既轻松，也克制。李秀成有意争取民心，入城之后约束军队，尽量不烧杀抢掠。人们不由得纳闷起来：“豺狼也，岂尚有人心哉？”
接着，李秀成剑指宁波——又一个涉及洋人利益的通商口岸。英国人连忙警告李秀成，不要靠近宁波，离上海远一些。
与洪仁玕不同，李秀成并不相信太平军能和洋人联合推翻清朝，只是天京那边一直阻止他胡乱动武。但这阻止不了他的攻势，太平军继续东进，轻松攻克宁波，进逼上海——依然没有大开杀戒，也没有破坏洋人的财产。
对于中国这场内战，英国议会的态度是保持中立，吓唬太平军，使其远离通商口岸，除非英国人性命受到威胁，否则绝不开战。但英国在华官员却不认同议员老爷们的天真想法：清军看起来太弱了，无法镇压这场叛乱，太平天国要是赢了，很可能导致英国对华贸易停摆。
当硝烟逐渐逼近上海郊区，英国人迅速撕掉冠冕堂皇的“中立”大旗，迫不及待插手到中国的内战之中。
外国势力，已然是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两次鸦片战争的结果证明，以皇权为中心的天朝体制，无法应对外来的冲击。1861年3月，北京设立总理衙门，负责外交，实际上兼管通商、国防、关税、军工、情报、留学生等事务。与其说是外务部，倒不如说是内阁。11月，辛酉政变，慈禧执政。在她的支持下，总理衙门首脑奕将权力伸展到军机处，并拥有议政王的头衔。
在新体制下，谁能更好地处理涉外事务，谁就能扶摇直上。
曾国藩拿下安庆后，将其作为自己的大本营，慢慢收紧对太平天国的绞索。曾国荃把安庆周围清理了一遍，接着大摇大摆回到了家乡，吃吃喝喝，挥金如土，顺道招募了六千新兵。大批新人的加入，继续败坏着湘军的军纪，使其沦为像绿营那样的兵痞队伍。为了消灭天京城内的邪魔，曾国藩需要这群魑魅魍魉。
1861年冬天，江浙来人，请求救援。在此之前，江浙官绅全力支持江南、江北大营，不让湘军插手江南，双方多有龃龉，恩怨几乎不可化解。如今，江浙尽归太平军，只剩下上海一座孤城，他们不得不乞求曾国藩的保护。
曾国藩一开始并未答应。他认为：“上海东北皆洋，西南皆贼，于筹饷为膏腴，于用兵为绝地。”但由于手头的军费见底，他还是改变了想法：“闻上海每月实可筹银五十万两，不忍坐视其沦陷也。”他本想让曾国荃带兵东援，但曾国荃志不在此，而是一心想要攻克天京，立下不世之功。
于是，东援的重任落到了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头上。
▲李鸿章。图源：网络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跟曾国藩是科举同年。曾国藩在湖南练兵时，李文安、李鸿章父子在安徽办团练。1859年，李鸿章来到曾国藩军中。曾国藩有意雕琢这位年轻人。他有一个习惯，每天黎明必召幕僚一起吃饭，李鸿章遭受不住，便说自己头痛，起不来。曾国藩十分生气，“必待幕僚到齐乃食”。李鸿章只好披着衣服，狼狈赶来。餐桌上，曾国藩不发一言，吃完饭后，才严肃说道：“少荃（李鸿章），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
李鸿章时常和曾国藩发生争吵。在祁门时，他就提醒过老师，此地乃兵家绝地，不如移军别处。曾国藩不听，他据理力争，气得曾国藩骂道：“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
之后，曾国藩的患难久从之将李元度在徽州大败，临阵脱逃。曾国藩一气之下，不顾多年情谊，要参劾李元度。湘军上下都认为曾“过激”，反对弹劾。李鸿章极力劝道：“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不吃这一套：“我自属稿。”李鸿章又说：“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曾还是不为所动：“听君之便。”
结果，李鸿章赌气离去，在江西赋闲将近一年。1861年6月，曾国藩写信给他，邀其“速来相助”，李鸿章就坡上驴，欣然前往。重入幕府后，李鸿章渐掌兵事。冬天，曾国藩酝酿安排曾国荃去上海时，明确表示让李鸿章同去。既然曾国荃不想去，那么统帅一职非李鸿章莫属。
1862年初，李鸿章开始组建淮军。他早年与父亲在家乡办团练，与淮勇头目如张树声、潘鼎新、吴长庆、刘铭传等人相熟。有湘军开创的体制在先，又有早已成型的部队，只需要挑强汰弱，便轻松募得四营——树字营（长官张树声）、铭字营（长官刘铭传）、鼎字营（长官潘鼎新）、庆字营（长官吴长庆）。
3月，淮勇在安庆集结，接受曾国藩的检阅。曾国藩觉得淮军人数太少，战斗经验不足，又调拨了九个营：曾国藩的两个亲兵营，开字两营，林字两营，以及熊字营、垣字营、春字营。开字营的长官是程学启，安徽人，本是太平军将领，在湘军攻下安庆前夕倒戈。春字营长官张遇春，最初隶属于李鸿章办的团练，后编入湘军，历时数年，如今回归淮军。剩下几个营的长官，全都是湖南人。正如史学家罗尔纲所言：“淮军与湘军，犹如儿子与母亲，曾国藩与淮军，犹如老褓母与婴儿。”
经过补充之后，淮军共十三营，每营500人，共6500名士兵。算上民夫，总人数达9000余人。
▲淮军名将刘铭传。图源：网络
4月8日，李鸿章搭船抵达上海。不出一个月，朝廷任命他为江苏巡抚的旨意就下来了。上海的局势十分复杂，华、洋势力杂处其中。曾国藩的政敌、原江苏巡抚薛焕虽已卸任，但仍管理着东南沿海的通商事务，隶属于总理衙门。曾国藩不敢贸然对其动手，怕惹到背后的大人物——奕。薛焕的亲信吴煦掌管着上海的财政大权，控制着每年近200万两的收入，还雇佣了一支洋枪队。
吴煦在1860年之前只是一个中下级官僚，没有什么背景。他能够在江苏官场步步高升、稳坐泰山，在于三点：会理财，掌握一支洋枪队，善于和外国人打交道。
李鸿章到上海之后，并未立马清算江浙官场，而是先稳住吴煦，然后暗地里削弱他的权柄。首先，李鸿章派手下接管厘捐总局，派吴煦去管海关，之后又派人接替吴煦“苏松太道兼管江海关事务”一职，让吴煦成为空头的江苏布政使——反正布政使已经没有什么权力了。由此，李鸿章掌握了关税和厘金这两棵摇钱树。其次，李鸿章亲自出面与外国人交涉，试探一番后惊喜地发现：外国人虽然与吴煦有私交，但也有抱怨，只要能满足列强的要求，他们并不在乎和谁谈。到头来，吴煦只剩下最后一张底牌：洋枪队。
李鸿章与曾国藩有师承关系，淮军也是湘军的翻版。然而，踏上上海这方土地后，他们就已经走上一条不同的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