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逃到了山里，躲开了这些电磁波对我的干扰。”针对离开员工攻击的“末位淘汰制”管理方式，潘石屹写道：“骂现代城采用市场竞争制度的朋友应该想一想，你一年前进入现代城时还是一个刚迈入社会，寻找就业机会的年轻人，一年后的今天通过现代城的这种制度和各种培训，你们提高了，已是一名别人愿意一次性补偿18万元至25万元的专业人士，我们应该感谢这个制度。这样的制度，让我们变勤快了，效率提高了，成本降低了，房子质量提高了。但任何一个制度都不是十全十美的，让我们一起去改进它，完善它。你们的离开使我们痛苦，受到损失之后，我们也会不断完善制度，但制度的核心——竞争优胜劣汰的原则不能变。”被伤害的弱者总会被舆论同情，在媒体上占了上风之后，1999年9月14日，潘石屹在新浪网又和邓智仁“干”了一仗。潘石屹首先要求不和邓智仁同在一个房间接受网友提问，新浪网最后妥协，将潘石屹安排在了大会议室，将邓智仁安排到了小会议室。潘石屹在气势上一直压着邓智仁，一直占据着网上访谈的主角地位。
邓智仁终于忍不住了，他说：“我非常不喜欢潘先生。他是我认识的最虚伪的一个人。”潘石屹先是不理他，只当没听见。在回答了4个网友的提问之后，在被主持人要求回答邓智仁“最虚伪的人”所指时，潘石屹说：邓先生在很多场合下说，我是北京城最虚伪的人。几年前，邓智仁大谈：‘赚了大钱的人都是南方人，你们北方人没有一个赚大钱的，包括你。’我说：‘如果我不想赚大钱啦，我活着还有别的目标。’邓说：‘你太虚伪了，干这么大的项目不想赚大钱。’我说的是真心话，他骂我也是真心话。问题出在文化差异上。”潘石屹后来又说：“‘虚伪’是一个形容词，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你说我虚伪，就说出一个我虚伪的实事来，我在哪儿虚伪了？怎么虚伪了？在什么地方欺骗过什么人？”后来，邓智仁又称潘石屹是一个“叛徒”。“这个称呼比较恰当。我在很多公开的场合说他虚伪、叫他骗子，现在又说他是叛徒，他为什么不起诉我呢？要知道，如果与事实不符的话，我已经构成了‘诽谤罪’。”尽管在这次媒体论战中已经占了上风，潘石屹还是显得很生气。“这件事情被炒作为管理的问题、劳资的问题，这件事情实际上和管理、劳资没什么关系。一个年轻的小姑娘面对20万的诱惑，再好的管理也挡不住她。”“这其实只是一个市场营销策划的问题。四个副总监，一个20万，一共才80万元，80万对邓智仁上千万的广告费来看，只占很小的比例。在《北京青年报》打一个广告还14万呢，只花80万，就可以让从中央电视台到北京电视台所有媒体都报道，这是邓智仁最得意的，他的知名度提高了多少啊。”如果说，邓智仁占到了便宜，那么，潘石屹也决没有吃亏。这场“战争”如果发生在1993年，潘石屹肯定不是邓智仁的对手，但1999年的潘石屹已经学会“注意力经济”，他打败了他1993年的老师。
总结经验时，潘石屹认为，克林顿与莱温斯基事件给他感触很大。“全世界的媒体都在说克林顿、莱温斯基，全世界的人都恨不得把克林顿的裤子扒了。克林顿尽管脸上很憔悴，但他还得出来参加晚会，会晤外国记者，这压力有多大！这说明人还要有专业化的精神，还得强大。”“这个社会已经是一个公开化的社会，不要想隐瞒什么事。我相信，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话，包括我的情绪，我觉得我这样说出来，公众是可以理解我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为什么不说？”
那段时间潘石屹整天上电视；那段时间潘石屹门外总守着记者；那段时间潘石屹依然对记者很配合，记者让他再一次从屋里走出来，他就再从屋里出来一次，让他们重拍；那段时间潘石屹俨然成为房地产的代名词之一，其实房地产比潘石屹做得大的还有很多。潘石屹此役很值得后来打“口水仗”的.com学习。潘石屹在1999年抢夺注意力的水平一点都不比现在的.com差，.com之所以受瞩目，是沾了高科技的光。潘石屹“注意力经济”的秘诀是：“当你的房子还没有盖出来的时候，说自己房子好，就太傻了，反而会引起别人反感。此时的关键是引起别人的注意，让别人有兴趣过来看就够了。”所以，在2000年，潘石屹会组织出版《投诉潘石屹批判现代城》一书，10个月后，他自己又亲自披挂上阵，写了一本《SOHO现代城批判》作为对前一本书的回应。“将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之后，至于房子的好坏，他来了，他自己会看，用不着我自己说自己的房子好。”潘石屹也很关注张朝阳的“show”。“张朝阳比我强：第一比我聪明；第二演技比我好。他上杂志都是稀奇古怪的姿势，我很难做得出来，我没有经过表演系培训。”
几百万·反标·数字英雄·砖厂·老婆
1995年，潘石屹向冯仑辞别。临行前，冯仑对潘石屹说：“你能到今天这一步，有几件事影响了你：一是改革开放，二是恢复高考，三是遇到了我，四是遇到你老婆。”万通广场做完，有了钱，六个合伙人就各想各的了，但大伙都批判潘石屹太老财，守着北京这一块不给兄弟们搭舞台。“我确实比较老财，几百万可以，上亿往外投，我基本都持反对态度。”此时，六个人的生活依然还很简单，就在北京保利大厦前的一条小街道上吃饭。潘石屹清楚地记得他为一盘土豆丝，到底是八元钱还是五元钱，和饭馆的服务员吵过一次。当潘石屹反对不了万通收购北京电影制片厂、贵州航空公司、武汉国投、陕西证券等公司的时候，潘石屹决定离开万通。“我是保守派，冯仑是改革派，他想在各行各业发展，想在全国各地发展，而我就想在北京做房地产。”分手后，冯仑对潘石屹说：“万通是一个品牌，还值点钱，你也可以用。”潘石屹说：“还是你留着用吧，我另起了一个名字。但不管怎么变，人家还把我算作万通系的人。”此时是潘石屹情绪最低落的时候，这些年他一直活在一个又一个激动与兴奋之中，轻飘飘的，很多事情都没来得及仔细考虑，都是本能反应，突然停下来，他开始回顾他这些年走过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