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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指示为何阻止不了灾祸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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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业已走过了一半时间,但没有人否认的是,中国各地的暴雨、高温、冰雹、地震、煤矿塌方等天灾人祸依然层出不穷。至于中共党魁习近平、中共总理李强也是一如既往地作出指示、批示,要求各地“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等,但他们却无一人,哪怕是作秀也不愿前往现场,亲眼看看灾民们的残酷。

2026年业已走过了一半时间,但没有人否认的是,中国各地的暴雨、高温、冰雹、地震、煤矿塌方等天灾人祸依然层出不穷。

比如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是普降大雨,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中共官媒一如既往地低调报导,甚至掩盖死难人数、灾情等。

至于中共党魁习近平、中共总理李强也是一如既往地作出指示、批示,要求各地“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等,但他们却无一人,哪怕是作秀也不愿前往现场,亲眼看看灾民们的残酷。

这无疑是对刚刚在北京举行的“七一”音乐会《人民至上》以及习在讲话中强调的这一点是绝大的讽刺。

这哪里是人民至上?是赤裸裸的权力至上。

而这样的指示、批示,在无数失去家园、失去生命的百姓面前,显得是那样的无足重轻。

而且从他们以往那么多的批示,可以肯定的是,习李的指示批示并不会阻止更多灾祸的发生,根本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灾祸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或者说,受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影响,他们根本不相信灾祸与他们自身有关联。

中国古人认为,“天垂象,示吉凶”。

西汉大儒董仲舒更是明确提出了“天人感应”学说,其核心是天是最高的神,天人合一,天人可相互感应。

具体来说,就是天人相类相通,天的赏罚是依据人类行为好坏而施。

上天分别用符瑞和灾异对统治者显示赞赏和谴责,用以指导人世间的活动。

他还特别强调灾异的警惧作用,认为自然界的灾害变异,是为政者的错误所导致。

董仲舒认为各种不同的天灾对应不同的事,不同的天灾反映了不同的政治之失,也就需要采取不同的补救措施。

比如地震,乃是昭示臣有贰心,政权不稳,人君需自责不能附远安民,其补救措施为举贤良方正,罢扰民之事。

比如火灾,乃是因为邪人当道,正直之人遭殃的缘故,是对人君的警告。

比如水灾,是君主“刑罚失中”或“听信谗言”……古代王朝被称为“天子”的有道明君,对来自上天的警告都不敢怠慢,除了反躬自省,还要下罪己诏,接受上天的警告,并改弦更张。

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朝,也反映了古代统治者敬畏天道,为政求德的传统。

仅举几个君王下罪己诏的例子。

汉朝元帝登基不几年,汉武帝陵园的白鹤馆发生了火灾。

听说后的汉元帝马上脱下龙袍,换上一身白色衣服,并颁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道罪己诏,恭敬地承认火灾都是自己的错。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曾多次下罪己诏。

如贞观二年(628年),关中大旱并出现了蝗灾。

唐太宗在罪己诏中说:“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乂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

”大意就是如果能让天下五谷丰登、百姓安居乐业,宁可将上天的灾祸降临在我一个人身上,也甘心承受绝不吝惜。

宋朝神宗即位当年,京师发生地震。

他询问大臣这是何故。

有大臣回答道:“天裂,阳不足;地动,阴有余。

恐由小人为邪所致。

”宋神宗深以为然,遂下罪己诏。

康熙二十六年九月初二,京城发生地震。

地震发生后,康熙马上召集所有大臣,当面口谕道:“朕奉太皇太后的懿旨,地震都是因为朕的过错。

或是由于大臣罪轻而朕惩罚过重,或是由于用刑过当而使无辜者受害,或是由于带去行围打猎的人员困苦,致使人们含怨,这都是朕的不是。

朕今后再不带你们大臣行围打猎了。

”有人曾统计,历史上颁发罪己诏的皇帝汉代15位;三国有1位,就是魏文帝;吴国2位、两晋7位、南朝14位、北朝1位、隋朝1位、唐朝8位、五代6位、宋代7位、辽代1位、金代1位、元朝4位、明朝3位、清朝8位。

原因除了失火、地震,还有丧师战败、旱涝累见、出现日蚀、旱蝗并至等。

对于如何避免灾祸,宋神宗时著名的大臣富弼给出的建议是:“推至诚,行至德,思所以厌塞其变,以谢天地之谴告焉”。

这与董仲舒的看法相同,那就是如果统治者能够接受上天的警示,改善治政,就会感应上天,改变命运,否则必将亡国失政。

而那些不听来自上天警示而自取灭亡的实例,中国历史上也并不缺乏,比如夏桀、商纣王、汉顺帝等。

汉顺帝时,经常发生灾害和异常现象,遂召精通观天象知人事的郎𫖮解析。

郎𫖮献上奏章,说天垂异象,地现灾兆,这是上天在责怪帝王,要他们修正自己的行为德操,使政事回归正常。

其中言辞恳切的希望皇帝能听取意见,每天多加反思,反省自己的过错,务求消除这些灾祸,并且引经据典的指出了当今朝廷奢侈放荡、不重用贤士、刑罚过重、官员安逸放纵等弊端,还明确指出立夏之交时会发生地震,有地面裂开洪水涌出之类的灾害。

顺帝看了奏章后派尚书责问于他,郎𫖮冒着触犯忌讳被杀头的危险再次上书,详细阐述了各种天象和灾祸与世间政事的关系,并且一一提出了消除化解灾祸的办法,还提出了四件有益国家的事,希望朝廷能够及早实施,并指出如果朝政能够马上改善的话,立夏之交会有及时雨,否则自己愿意以死谢罪。

不过,顺帝并没有向上天反省自己的过失,朝政的改善也没有起色。

这年的四月果然发生了地震,并发生地陷;夏天没有降雨,发生大旱;秋天鲜卑入侵马邑城;第二年,西羌入侵陇西,这都与郎𫖮先前预言的差不多。

此后朝廷又去征召他,郎𫖮没有接受。

建康元年(144年)9月,年仅29岁的汉顺帝驾崩,其安葬当年,宪陵就被盗贼盗掘。

而其驾崩后,东汉进入长达20多年的梁冀专权时期,并开始走向覆亡。

历史已经给今人提供了太多的范例。

而“敢与天斗,敢与地斗”的中共,将来自上天的任何警示都斥之为“迷信”,并大加鞭挞,一代代中共党魁、高官也沉迷于权力中,无视上天一再的警告。

如今的习、李也是如此。

换言之,如果他们不反躬自省,不明白灾祸发生的根本原因,那他们再多的指示批示也不过就是摆摆样子罢了,而他们本人也将承受最终的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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