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改革开放一代——从高善文之死看红朝新洋务运动的终结与中国现代化的再出发
有些人的离去，只属于亲友；有些人的离去，则属于一个时代。
高善文去世的消息传来，我想到的，并不仅仅是一位经济学家的生命终点，而是改革开放以来整整一代人的历史命运。
随后，一篇署名“草庵居士”的追忆文章在海外广泛流传。文章追忆了作者与高善文等改革开放一代经济学人的交往，也写下了一句令人感慨的话：“高善文走了，其实这是一个时代走了。”
我无从核实文中关于个人交往的细节，但这句话，却准确击中了今天许多人的共同感受。高善文并不是最后一位改革派经济学家，却足以成为这一代人的象征。他们成长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成熟于九十年代，见证了中国加入WTO后的高速增长。他们相信市场，相信专业，相信开放，相信国际合作，也相信中国终将完成从革命国家走向现代国家的历史转型。
今天，他们有人退休，有人沉默，有人离世。与他们一起退出历史舞台的，还有那个曾让无数中国人相信的时代。
一、改革开放，究竟是什么？
关于改革开放，中国长期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官方将其定义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自由派则常把它视为中国走向自由市场与现代文明的起点。然而，今天的现实表明，这两种解释都不足以概括改革开放的真实历史。我更愿意把改革开放理解为一次列宁党国主导的现代化工程，或者说，一场持续四十余年的红朝新洋务运动。
如果说晚清洋务运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么改革开放则可以概括为：党国为体，全球化为用；列宁主义为体，市场经济为用。市场、资本、科技、全球产业链，并非为了培育一个独立社会，而是为了增强党国的财政能力、工业能力、科技能力和统治能力。
它首先是一场国家现代化，而不是社会现代化。它天然包含着一组深刻的矛盾：一方面借助现代经济创造财富，另一方面拒绝现代政治所要求的权力约束；一方面参与全球秩序，另一方面始终保留超越规则的党国权力。这种矛盾，在高速增长时期尚可被掩盖；当增长放缓、国际环境变化后，便集中爆发。
二、中国近代，其实经历了三次“洋务运动”
如果把视野拉长到近代以来的一百八十年，中国实际上经历了三次不同意义上的现代化尝试。
第一次，是晚清洋务运动。学习的是西方的枪炮、铁路、工厂，希望“师夷长技以制夷”，却没有触动皇权专制。
第二次，是民国的共和探索。学习的是宪政、法治、公民、地方自治，希望建立现代共和国，却因内忧外患和长期战争而未能完成。
第三次，就是改革开放。学习的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现代企业制度和世界贸易体系，希望借助全球化实现国家富强。
三次现代化尝试，看似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国家始终凌驾于社会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