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夫治国的三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是罗斯福，很多人不理解为何晚年的罗斯福如此固执地轻信斯大林，不假思索地相信他所有的承诺。实际上，这其中有很大因素是疾病导致的。
雅尔塔会议前夕，罗斯福在去往雅尔塔的路上几乎丧命，给他的身体以致命一击，那时他的动脉硬化与心脏衰竭已经十分严重，在旅途中他经常昏厥过去，已经没法阅读文件。
在雅尔塔会议上，神志模糊的罗斯福完全被斯大林摆布，他偏执的相信斯大林是一个好人，什么话都可以和他说，任何不利于斯大林的话似乎都听不进去。与其说他对苏联有好感不如说他不愿再听到任何坏消息。
在会议上，丘吉尔观察到罗斯福目光呆滞，说话随便，完全没有逻辑，在会议后期，甚至开始打瞌睡，与罗斯福的呆滞相比斯大林则显得神采奕奕。
虽然罗斯福在1944年就已经不适合担任总统，但当时美国上下都疯狂崇拜罗斯福，不愿相信他已经重病缠身，甚至罗斯福的女儿都不相信父亲真的病得很重。
雅尔塔会议后不久，罗斯福就撒手人寰，对于这样一个行将就木的病人，很难要求他再对形势具有敏锐的观察。
第二个案例是希特勒，希特勒在年轻时其实就患有臆想症等疾病，其精神存在很大问题，在成为元首外，随着工作压力的增大，他的病症也更加严重。
希特勒在整个二战期间经常意气用事，并且常期盼不现实的“神迹”。比如进攻苏联时，他没有全力进攻莫斯科，而是分兵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不是因为两个城市有战略意义，而是摧毁它们可以羞辱斯大林，满足自己的心理。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后，希特勒的帕金森症愈发严重，他还患上了高血压，由于病症严重，他经常指挥不存在的军团抵御苏军，直接干预前线的指挥，让德军满盘皆输。
甚至到1945年柏林围攻战前，他还幻想出现腓特烈大帝时的神迹，即敌国领袖的死亡让自己转危为安，当时就是俄国沙皇的死亡挽救了腓特烈，但明眼人都知道，罗斯福的死并不会对战局有丝毫影响。但希特勒仍然凭借着这股臆想坚持到了最后一刻。
第三个案例就是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前期和后期的执政风格差异很大，这并非是勃列日涅夫本人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而是疾病让他没有能力出国，他就从一个雄心勃勃的领袖变成了一个混日子的老头。
1964年勃列日涅夫成为苏共总书记时可谓意气风发，他不仅制伏了捷克斯洛伐克，还在国际上对美国展开攻势，对内也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是到了1975年，勃列日涅夫已经患上了阿尔瓦莱兹综合征（动脉血管疾病，会破坏大脑）和肥胖。
在勃列日涅夫的晚年，他不再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革，任由苏联不断烂下去，原因无他，只是他的身体已经极度痛苦，他只是一个走不出克里姆林宫的衰朽老人（修明1644《病夫治国：疾病如何影响政治人物的判断》）。
西班牙移民问题的来龙去脉
西班牙是欧盟移民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约4900万人口中，外国出生者超过800万，占比近17%。
许多人不知道，直到20世纪末，西班牙还是一个“移民输出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大量西班牙人因贫困前往拉丁美洲谋生——阿根廷、古巴、墨西哥等地至今仍有大量西班牙后裔。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由于经济落后于西欧，又有超过百万西班牙劳工前往法国、德国、瑞士等国打工，充当“客籍工人”。
这种被迫离乡的集体记忆，在西班牙社会心理中埋下了对移民的天然同情。相比于其他欧洲国家，西班牙人对“背井离乡”有更切身的理解，这也为后来宽松的移民政策提供了情感基础。
历史性的转折点1986年西班牙加入欧共体，经济开始腾飞，这是一个转折点。90年代，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劳动力短缺，西班牙首次大规模吸引外国劳工。2000年至2008年是移民涌入的黄金十年，外国人口从不足100万猛增至超500万，主要来自拉美、摩洛哥和东欧（特别是罗马尼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