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出台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新规，对中国税务居民设立、持有、分配及终止离岸信托的税务处理作出系统规定。消息传到香港、新加坡，据报道不少中国富豪急找律师、筹措现金，甚至考虑出售股票缴税。一时间，又出现“中国政府缺钱，开始向富豪海外资产下手”的解释。
但如果只看征税本身，这个批评未必站得住。
美国对本国公民和税务居民的海外资产管理，比中国严格得多。美国人把资产放进开曼、英属维尔京群岛或者新加坡信托，并不意味着资产从美国税务体系中消失。外国信托有复杂的申报制度，某些情况下把升值资产转入外国信托就可能触发税务后果，不申报还可能面对相当严厉的处罚。
所以，一个国家规定自己的税务居民不能通过离岸信托逃避原本应该承担的税务义务，本身并不荒唐。中国如果建立一套类似美国的制度，即使税率需要另行讨论，也不能仅仅因为政府开始向海外资产征税，就认定这是“抢富人的钱”。
真正值得担心的是另外一件事：中国长期存在的一个制度问题，并不是所有法律都荒唐，而是法律与执法之间有时存在巨大距离。
很多中国法律单独拿出来看，并不比美国、欧洲离谱。税务要申报，外汇流动要符合规定，企业要遵守劳动、消防、数据、环保、证券监管，这些现代国家都有。问题在于，一些规则覆盖过宽或者要求过严，现实中很难做到百分之百合规；与此同时，监管机关又可能长期不严格执行。
久而久之，社会便形成两套规则。
一套写在纸上，一套实际运行。
企业知道某些规定存在，却看到整个行业都采用另一种做法；监管部门知道，也多年没有认真追究。于是企业、银行、律师和会计师逐渐按照这种实际环境安排生意。昨天如此，前年如此，十年前也如此。
危险恰恰由此产生。
因为法律从来没有消失。
政府哪一天决定严格执行，完全可能从抽屉里重新拿出那把尺子。更麻烦的是，如果很多企业多少都有不完全合规之处，那么“查出违法”本身，也不足以证明执法具有一致性。100家公司都有类似问题，只彻查其中一家，最后当然可能查出问题，但这与100家公司按照同一尺度接受监管，不是一回事。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税法虽然复杂、海外资产监管虽然严格，却没有因此阻止美国成为全球财富中心。
资本并不天然害怕严格。
富豪可以请律师，可以请会计师。税率40%，只要知道未来就是40%，可以计算；申报要求复杂，只要规则明确，也可以花钱遵守。甚至违规处罚很重，只要边界清楚，企业就可以建立合规体系避免踩线。
资本真正难以处理的是不可预测。
今天请最好的律师，按照行业惯例和监管实践设计了一套结构，政府十年没有异议；五年以后，监管尺度突然改变，并且影响过去已经完成的安排。此时真正改变的就不只是税单，而是所有未来规划的风险参数。
因此，这次离岸信托新规究竟合理不合理，20%的税率反而不是最值得观察的地方。
应该观察的是：过去法律究竟规定得多清楚；过去监管部门怎样执行；这次如何处理历史安排；相同情况是否按照相同标准处理；发生争议以后有没有稳定、有效的申诉和司法救济；以及一个今天完全按照专业意见合规的人，能否合理相信五年、十年以后今天的规则仍然算数。
如果这些问题都有令人信服的答案，那么中国向离岸信托征税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美国早已证明，严格征税与成熟的财富管理市场完全可以共存。
反过来，即使税率只有20%，也不能仅凭“比美国低”就证明制度更有吸引力。
税率高，可以计算；法律严，可以遵守。最昂贵的风险，是不知道一把长期不用的尺子，什么时候会突然拿出来，又会量谁。
对于真正需要规划几十年的财富而言，确定性本身，就是一种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