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是支联会案三名被判“罪成”的被告在法庭求情的日子，但从历史角度看，这一天的意义全然不在荒诞的“求情”本身，而在于邹幸彤陈词所扬厉的忠于信念的高尚精神，以及当中一再申明的道德原则。邹幸彤被法官打断而无法念完的陈情文，在她的Patreon可看到全文，一字一句都掷地有声：
https://www.patreon.com/chowhangtung/posts/167881213
陈词原文用粤语，我这里不妨摘录几句话，并转成一般书面语，以便香港以外的读者理解：
“206页判词，说到底就是追求民主有罪。”
“我不认为任何政党可以将国家的主权私相授受，自称是人民的选择，自称是唯一的领导，然后还要说每个人都有法律义务去拥护他们这个自封的王位。这样的所谓法律，只是暴政的同义词。”
“但法律控制不了任何人的思想。不仅控制不了，当法律执意要与良知作对，输的只会是法律，失去认受性的也只会是法律。”
“做人要有底线，法律一样要有。民主与专政之辨，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底线，因为专政之下没有法治。当法庭完全抽空‘结束一党专政’这个诉求之所以出现的事实原因，以及其中的是非对错，只盲目强调政权意志和所谓守法义务，其实就等于说生活在纳粹德国就有义务屠杀犹太人一样荒谬。这样的做法，只会令法律失去彰显公平的灵魂，沦为任由权力驱使的傀儡。”
“对于过去的一切，我拒绝用犯罪的语言和概念去分析我们所做的事情有多严重或不严重（⋯⋯）如果这样做会令我成为永远的罪犯，如果法律真的容不下我们的信念，那么我宁愿做一个罪犯，也不要做一个背叛良知的人。”
随便摘录几句话，我觉得字字句句都兀自燃烧，照亮了人心，扫荡了昏暗，足以写进史册，流传万世。读邹幸彤的陈情文，我想到的是古今中外许多舍身取义的仁人君子，像汉末的李膺范滂，明末的杨涟左光斗——他们都因反对“阉党专政”而招致牢狱之灾，甚至于杀身之祸，而不管当时朝廷奸党如何一口咬定他们犯下弥天大罪，世人都只会记得他们是忠臣义士，景仰不已。
邹幸彤不就是这样的人物吗？她追求民主，主张“结束一党专政”，鼓励大家“尽我们作为国家主人的义务”去控制及监察权力，为过去的伤害寻求公道，并防止更大的灾难来临，全是人人当行之义，何罪之有？她的陈词理直气壮，一如范滂当年的抗辩。
刚直不阿的东汉名士范滂，因“党锢之祸”下狱，桓帝命宦官王甫审讯他。王甫乃质问范滂：“你身为臣子，没有一心效忠国家，反而结党营私，互相推举，妄议朝廷，指控都凭空捏造（《后汉书》原文为“评论朝廷，虚构无端”）。你们私下结交并谋划这一切，到底想做什么？”其中“评论朝廷，虚构无端”一语，在现代大概就是所谓“煽动颠覆国家”罪了。
范滂是这样答的：“臣闻仲尼之言，‘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欲使善善同其清，恶恶同其污，谓王政之所愿闻，不悟更以为党。”意思是：“听孔子说过：‘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我们只想亲近及赞美善人，令大家跟他同样清廉；至于恶人，则一起厌恶并疏远，让大家共同除去污浊。我们做的事情，本以为是君王施政所期待的，倒没想过会被说成是结党。”
时不同而理同。
范滂当年所做所说的，跟邹幸彤今天所做所说的，一样理所当然、义不容辞——这一点，汉末众多士大夫明白，今天稍有理性的人也明白。古今不同的，是审判者的反应。身为敌对党派的宦官王甫，听到范滂一番慷慨陈词，竟“愍然为之改容”（生起哀悯之情，脸容也变了），随即下令把他身上的刑具解开。反观今日那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听见邹幸彤的陈词，不是木无表情就是反唇相讥。尽管范滂最终仍是遇害，但我们至少知道，中间有个宦官王甫原来是良知未泯的。
除了东汉的范滂，我还想到英国的“叛国犯”摩尔（Thomas More）。摩尔是十六世纪英国哲人、大臣和大法官，写过《乌托邦（Utopia）》这部经典，死后被天主教封为律师、政治家的主保圣人。摩尔之所以被控“叛国”，是因为他反对亨利八世因婚姻问题而脱离罗马天主教会，并拒绝宣誓承认亨利八世为英国教会最高首长。摩尔最终被判叛国罪成，于1535年处决。据说他临刑遗言是：“我死，首先是上帝的仆人，亦是国王的忠仆（I die the king’s good servant, and God’s first）。”
摩尔的遗言，为所有法律工作者揭示了最高原则：良知，绝对不应该被政治效忠所凌驾。曾经是大律师、如今身系桎梏的邹幸彤做到了，那高高在上审判她的人又如何呢？世界会看到一个人的高尚，历史会记录另一些人的卑鄙。香港虽然没有王甫，但至少还有几个范滂和摩尔，我们必须好好记住，感激他们的牺牲和贡献。
图/邹幸彤Patre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