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我对这里的人们怀有深挚的爱与痛，所以贴近大地、艰难前行
杜斌：摄影记者、纪录片制片人、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曾受聘于《纽约时报》北京分社。著书和拍摄纪录片揭露马三家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及上访者施加酷刑、六四真相、国共内战长春围城等敏感议题，多次被警方抓捕、关押。维权人士胡佳形容杜斌如“战地记者”，总是活跃在“中国最危险的人权前线”。
杜斌，一九七二年生于山东郯城县。在其童年时，是个淘气包，不爱去学校读书，整天在外面晃荡。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不识字，教育上无能为力，唯一的办法就是体罚。他常常不回家，睡在野地里。饥饿是童年唯一的感觉，他觉得自己很可怜。受伤的人、植物或动物，对他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吸引力。
一九九三年当兵，在部队宣传科写新闻报导，还有一台手动相机摄影。一九九五年，退役后在工厂宣传科工作，每天下班后研究各大报纸上的摄影图片。他将自己拍工厂的照片，一张洗三十份，向各大报刊投稿，渐渐发表了一些作品，小有名气。一九九九年三月，他拍摄的一组图片故事在国内报刊发表后，故事主人公家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许多读者的捐款，这笔钱帮助这个贫困家庭中三个学习优异的孩子安心读书。杜斌很开心，他想：“我应该去做一名新闻记者，这样可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有一次，杜斌看到新改版的、当时中国很少见的彩印的《北京青年报》，就把自己的照片寄过去。不久，《北京青年报》来信请他做专职摄影记者。杜斌开始了北漂生涯，先后供职于北京多家媒体。二○○一年五月，他的照片在美国《时代》周刊发表，这是关于山东省一个盛产苹果的地方的民选村官不能为民当家作主的故事。当另一家美国媒体欲使用他的照片时，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秘密警察找到他，威胁说：“要想在北京混下去，必须和我们合作！”
二○○四年，杜斌成为《纽约时报》北京分社摄影记者。二○○七年，《纽约时报》获得普利策奖的八篇报导中，有七篇的照片都由杜斌拍摄，获奖者向他致谢，肯定这些照片的重要性。同年，杜斌在海外出版专著《上访者：中国以法治国下幸存的活化石》。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人员再次找他，把他带到看守所旁的一栋两层小楼的二楼讯问，问他都为《纽约时报》干了些什么？在二楼可以看见看守所岗楼上的武警端著枪来回走动。他们恐吓说：“你想不想去里面？”
二○一○年，杜斌的照片《写出冤情》刊登在《南华早报》，获得第十四届亚洲人权新闻奖之“摄影特写奖”。同年，他在海外出版《北京的鬼》（透过一个个无名小卒的非正常死亡，来记录人类生存的星球上一个超级强权的狡诈、残暴和衣衫褴褛的正义。在末世绝望的暗夜里，飘荡著悲凄的回声）和《上海骷髅地》（以照片、文字记录因上海世博会强迁而导致居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居的血泪故事）。同年夏，他回老家的医院照料患病的父亲。老家国家安全局一名处长和一名科长到医院找他。这名处长称：你是老家的“名人”，“是跟你想交个朋友”。该处长还说：“你写的那本《北京的鬼》，让政府很害怕！”
二○一一年二月，杜斌与《纽约时报》记者一起去探访正被软禁在家的盲人律师陈光诚，遭到看守人员攻击。杜斌的家乡与陈光诚的家乡相隔不远。杜斌拍摄的照片发表后，他老家的国家安全局局长到他家里找他父亲。他父亲告诉在北京的杜斌：这名局长亮出工作证件说：“你的孩子为何要带《纽约时报》记者来老家采访？你能不能劝劝他不要再写让政府害怕的书？”
二○一一年四月，杜斌的新书《毛主席的炼狱》（以大量文字和图片揭露大饥荒真相，被誉为毛的“三面红旗”的死刑证词和尸检报告）及《牙刷》（讲述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用“牙刷”折磨遭关押的女性法轮功学员）在香港及台湾出版。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人员找到他，询问他为何写这些书。他言简意赅地回答说：“我只对寂寂无名的小人物的生生死死感兴趣。”
同年， 中共外交部拒绝签发杜斌为《纽约时报》工作的许可证，此后杜斌仍与《纽约时报》保持密切关系，常常为其提供图片。他也为多家国际媒体供稿。
二○一三年，杜斌在海外出版《天安门屠杀》一书。他花了八年时间搜集资料完成这本五百多页的书。日后，审讯他的国保警察感叹说，这本书实在太厚，怎么也读不完。杜斌用拼贴式的方式，节录、串连各方搜集而来的亲历者文章，描绘出整个大事件的样貌。这是第一本由身处中国本土的人士编著的揭露六四屠杀真相的书籍。
二○一二年十二月，美国俄勒冈州居民朱丽叶‧凯斯（Julie Keith）从连锁店购买万圣装饰品，回家拆装时发现其中隐藏了一张对折了八次的信纸。这封注明发自中国马三家劳教所二所八大队的信中说：“如果你偶然购买了这个产品，请帮忙将此信转给世界人权组织，这里处在中共政府迫害下的数千人将永远感谢和记住您。”信中揭露该劳教所残酷折磨关押人员的真相，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这封信的作者是法轮功修炼者及受刑者孙毅，孙毅获释后找到杜斌说出此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二○一三年四月，中国杂志《Lens视觉》刊登由记者袁凌和实习生徐宵桐撰写的长篇图文报导<走出“马三家”>，首次在中国境内披露马家三劳教所内幕。该报导引起舆论震动。学者艾晓明撰写<阴道在咆哮>一文，称“看完有关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长篇报导，我相信，每一个人性尚存的中国人都听到了来自阴道的咆哮”，秘藏在受害者阴道里的信稿及日记“把劳教制度的暴虐和受害女性的痛苦无告，赤裸裸地展示出来”，这让她想到卡廷森林惨案及奥斯维辛屠杀。
《Lens视觉》杂志在进行采访的同时（该杂志后来被停刊），杜斌正在拍摄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故事》。杜斌采访了若干受害者后，愤怒地表示：“我现在正在欢迎辽宁国保，跨省抓捕。他们说马三家的纪录片都是虚假和捏造的。我要告诉辽宁的国保，我采访了三十多位受害者，她们都是活着的证据。”中国传统讲求集体主义，杜斌看重的却是每一个受伤的个人。一位曾与杜斌一起合作拍摄的同伴回忆，有一次，对着摄像机说话的女人一边哭一边讲述：由于其丈夫被劳教、监控，这么多年她受牵连，时时生活在恐惧中，她不得不与丈夫办离婚手续以求得安宁……此刻，一条白亮亮的线，从杜斌脸上垂下来，他和那女人一起流泪呢。因为他手持摄像机挪不开手，顾不上擦，流泪、鼻涕竟然垂流下几寸长……
二○一三年五月一日，杜斌拍摄的九十九分钟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在香港公映，透过十二位劳教所亲历者回忆，讲述她们曾遭受的酷刑，包括电击、悬空挂、绑死人床、牙刷捅阴道等。此前，杜斌接受媒体专访时坦承，他是冒着风险及压力做此报导的。他投入的初衷，只是要证明“我们是人，不是牲口”、“仅仅是因为我是一个人，做一个人能够做、应该做的事情”。他的朋友曾经多次劝告“不要碰法轮功，因为谁碰谁死”。杜斌则告诉朋友：“我不管他们是什么信仰，但他们首先是个人！如果我们能忍受这些事情的话，那你就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女人生的人！”
纪录片首映一个月后，六月一日下午两点，两名身穿制服的右安门派出所警察与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丰台支队的六名秘密警察，将刚拉开房门准备外出的杜斌控制住。杜斌被告知，他涉嫌四项罪名：“散布谣言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寻衅滋事”、“印刷非法出版物”、“扰乱社会公共秩序”。他的住处被国保封锁，书籍和电脑被扣押。警察搜走他的关于上访者及“六四”的大量书籍、影像资料，一共整整四大箱。
杜斌被抓，引起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国际记者联盟香港代表胡丽云对此感到愤怒：“他不是维权人士，只是一个纪录者，连他都受打压，这事不能接受。”胡佳等维权人士对杜斌表示声援。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的主要讲述著刘华等人亦因声援杜斌而受到当局的打击报复。
在杜斌被送进看守所时，丰台国保支队副队长柴岳说：“进去后，会让你尝尝牙刷的滋味！”他指的是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酷刑——“牙刷刷阴道”。杜斌后来说：“我很内疚没有阴道给他们享受，因为我是男人。柴副队长的言外之意，可能只有将就著用牙刷来享受我的肛门了。”
七月五日，杜斌在北京市丰台区看守所“反省”第三十五天。北京市国内安全保卫大队丰台支队王姓队长找他“聊天”。他说：“之所以把你弄到这儿来，是因为有一位中央领导想知道，你作为一个根正苗红的孩子，怎么就变成了一个专门挖政府伤疤的人。”杜斌回答：“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女警察以电警棍击打被劳教女人的乳房、生殖器官，插进阴道里电击，还往阴道里灌辣椒粉等方式进行野蛮的虐待行为，只要是一个人，都是不能忍受的。因为我是人，是女人生的人，我不能忍受这种暴行，所以我行动了，这就是我为什么拍纪录片的原因。”审讯者还问他：“天安门这叫屠杀，一九三七年在南京那叫啥？”杜斌回答：“在天安门，死一个人都算屠杀。”
二○一三年七月八日，杜斌被丰台国保支队办理为期一年的取保候审。王姓队长说：“你做的事，要是放在过去，你活不过七天。”他的意思，似乎要让杜斌“感谢党和政府的不杀之恩”。杜斌回答说：“没错。要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保证会被弄死的。”获释后，杜斌向王姓队长索要法律文书（传唤书、刑拘通知书、取保候审决定书、物品扣押清单），王姓队长说：“不能给你，怕你发到网上。”
二○一四年七月八日，为期一年的取保候审结束，杜斌是一个自由人了。但丰台国保支队依旧拒绝给他任何法律文书，甚至拒绝归还被扣押的物品，警方的理由是：“你仍被立案侦查中！”杜斌没有旅行证件，不能离开北京。他父亲患癌症过世，他未能回家见上最后一面。同年，他在海外出版《阴道昏迷：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酷刑幸存者证词》和《马三家咆哮》两本书。
二○一五年，杜斌荣获独立中文笔会第十届“林昭纪念奖”。三月二十一日，杜斌赴台湾领奖，在演讲中说：“我，作为一个苟延残喘的无名鼠辈，一个卑贱如草芥的男人，不过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事而已，与林昭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将以圣女林昭之名设立的‘林昭纪念奖’颁给我。这令我骄傲，也令我羞愧。骄傲的是，我与林昭一样怀有对这个国家深挚的爱与痛。羞愧的是，林昭离世已四十七年了，我们面对这个政权依旧如林昭一样像面对一堵墙无望地咆哮。我们纪念林昭，就是继续她的未竟之路，俯身紧贴地球，艰难前行。”
杜斌发现，在这个国家做报道人权议题的记者，比战地记者还要危险。他在接受台湾中央社专访时说：“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男人，没待过监狱，就不算是完整的男人。”这种光荣感的前提，当然不是因作奸犯科坐牢，而是因为做了正义之事却为当道不容。
二○一七年，杜斌在香港和台湾出版《冤鬼：地球中心帝国的上访者》和《长春饿殍战：中国国共内战最惨烈的围困》两本书。在《长春饿殍战》中，杜斌写道：“一九四八年长春围困的事件，竟然要比一九三七年南京大屠杀的事情还要严重，不只是饿死人的人数，而且，竟是中国人饿死中国人。”
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杜斌被警务站的警察传唤。警察让他删掉推特用户名“杜斌：向北京国保讨债”，以及备注里的副标题“一个被中共高层称为专门挖政府疮疤的人”。
过了两天，警察又来找杜斌，说还有一些内容要删除。杜斌说，“我那里面又不转敏感的东西，自己又不发敏感的东西，就转一些生活、读书、爱情方面的东西。不过他们还是找到了，就打电话给国保，他们可能已经在检视我推特上的帖子。”国保说七月九日那天的帖子有问题，他转发了高瑜关于许章润教授被放回家的帖子。
在警务站，警察用VPN打开杜斌的手机推特账户，一条一条地删。杜斌说，要不以后就不再用推特了？这个事情就这样罢了。
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杜斌正在用电脑整理朋友在台湾复制的档案史料，大兴国保警察将他带走并抄家。国保警察详细询问他在二○一三年取保之后在海外出版的四本书——怎么给媒体的？怎么给出版社的？一共印多少本？赚了多少钱？
杜斌说，“马三家的两本书和摄影集一分钱都没挣。人家说都赔钱了，一共就印了五百本，等于我也没获利。长春的这本书印了六百本，可能卖了四五百本，大概就是给了我五千港币。”
警察又问他，写这些东西有没有捏造的？
杜斌说，完全没有，全都是有事实依据，互相印证以后确定是真的才写出来。“我的书里每个字都是真实的。”
进了看守所之后，杜斌又被五次提审。审讯过程中，警察将他的银行卡的流水从二○○一年一直打印出来，整整一撂，盖着银行的印章。他们想调查杜斌的资金流动情况，有没有境外组织或个人给他钱让他写书。极有讽刺意味的是，警方表示对银行账户里有三笔钱他们不了解，其中有一个是通过支付宝转入的收入。他们说，“我们注意到已经一年多了，每天都有增加五元八毛八元，说这个是什么情况？”原来，这是支付宝公司里的余额宝，是为了刺激消费，买东西花一点钱就给消费者增加五元八毛八。
警察对杜斌说：“你是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刘晓波你知道吗？你能跟他比吗？你不能跟他比，你写这些东西干嘛，你就是一个跳梁小丑。狼狈不堪！”警察还说：“你都那么大年龄了也不结婚，也没有车，也没有房，也不成家，你不就是狼狈不堪嘛。”
杜斌说：“我确实是这个样子。”
警察就说：“你是一个生活上的失败者！”
杜斌心想，这是自己必须付出的代价，失去《纽约时报》的工作后，他的经济不宽裕，加上警察几度到岳父家和自己父亲家骚扰，这些逆境和打压让他之前的一段七年的婚姻结束了。
当局为什么针对杜斌写书罗织罪名，想把他送入监狱？杜斌分析说：“我个人觉得，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我写的都是寂寂无名的小人物，通过个体的遭遇，可能看到整个国家的状况。他们觉得很不舒服。他们就要看一看，这些年来我通过写书又挣不到钱，为什么有这么多热情来做这件事？”
杜斌的回答是：“这些受伤害、被凌辱、被侮辱的女人，她们的经历让我想起我的童年经历，我觉得她们的经历就像是我的经历一样，所以我愿意冒着风险去写这些东西。这就是根源。这个跟意识形态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这只跟人性有关系。当然，作为意识形态的掌控者，你们是不相信的。但这就是我能说出来的、最基本的东西。”
与上一次被抓一样，杜斌被刑事拘留三十七天后获释。跟上次不一样的是，他得到一份取保候审义务告知书、一份取保候审决定书，以及一份看守所的释放证明书。杜斌说：“有一点我还是很高兴的。通过这种方式，多少也能证明我的清白，证明我没有捏造事实。我一直坚持，用非常严肃的、类似于学术研究的认真态度，来对待采访材料和史料。”
从二○○○年开始拍摄《上访者》开始，到二○二○年十二月再一次被刑事拘留，杜斌用生命中最宝贵的、最灿烂的青春，即从二十八岁到四十八岁之间的二十年，写了这些书、拍了这些照片和纪录片。这些工作却搭建成一道通往监狱的桥梁，这不是杜斌的不幸，而是中国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