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鼎集团经济学家罗根·怀特判断，中国依靠信贷、房地产和投资推动增长的模式已经破碎。这个诊断有相当道理。房地产不能无限上涨，第十座桥不会产生第一座桥的效益，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也不能永远借新还旧。中国把资源转向电动车、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战略产业，能够提高生产能力，却不能自动增加居民收入，更不能解决消费不足。
但从经济诊断跨到战略判断，中间还有一条很大的鸿沟。
即使中国经济真的崩溃，也不能据此推断中共将失去对外扩张能力，更不能坐等它变得人畜无害。最现成的反证，就是毛泽东时代。
毛时代的中国有多富？不要说今日规模庞大的制造业、外汇储备和全球供应链，当时连人民吃饭穿衣都成问题。大跃进造成大饥荒，国家经济濒临崩坏；文革期间教育、科研和正常生产秩序又遭到严重破坏。然而，中共并没有因为中国贫穷，便安心关门过日子。
它出兵朝鲜，援助北越，在东南亚支持共产党武装，向非洲和拉丁美洲传播革命路线，还要与苏联争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国内百姓凭票供应，国家照样有钱造原子弹、援外、宣传和输出革命。中共当时能够输出的物质有限，但它造成的地区战争、社会撕裂与政治颠覆，远远超过中国本身的经济体量。
这说明一个简单事实：人民贫穷，不等于政权贫穷；经济衰退，也不等于政权会把剩余资源留给人民。
在民主国家，经济恶化通常迫使政府收缩对外行动，因为选民会追问就业、税收和生活水平。但中共的预算排序不同。居民消费、社会福利和私人财富可以压缩，军工、维稳、情报、统战和政治宣传却可以优先保障。银行坏账可以展期，储户利息可以压低，企业损失可以社会化。只要政权仍能控制金融体系和资源分配，它就有能力让十四亿人替它承担战略成本。
今天的中国即使遭遇严重经济危机，留下来的也不是毛时代那个贫穷农业国，而是拥有核武器、完整工业体系、全球最大制造业规模，以及太空、网络、导弹和远洋海军能力的国家。经济下降当然会限制它长期扩军和技术升级，却未必立即削弱其制造冲突的能力。
甚至还存在另一种风险：当经济增长无法继续提供执政合法性，民族主义和外部敌人便可能变得更加重要。一个相信自己正在走下坡路的政权，也可能产生“再不行动，以后更没有机会”的判断。经济衰退因此既可能造成克制，也可能催生冒险，不能只选令人安心的一种解释。
所以，怀特的分析可以说明中国的增长模式已经遇到上限，也可以说明美国和欧洲掌握了更多市场筹码。但经济压力必须转化成具体政策才有意义：限制关键技术、减少供应链依赖、堵住转口漏洞，并提高对军事和政治渗透的防范。若只是等待中国经济自行崩溃，便把经济规律误当成了解决中共问题的政治力量。
经济实力决定中共扩张的上限，却不决定它是否愿意扩张。中国经济奇迹可以破灭，中共的权力逻辑却不会因此破灭。毛时代早已把这个答案写过一次，世界没有必要再交一次学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