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毛泽东没有在1976年去世，家庭联产承包的出现难以想象。家庭收入、粮食产量、人口流动、城镇化、廉价劳动力和世界工厂——整个世界都将出现另外一种图景。
作为毛泽东去世后最大幸存者群体，中国农民也是全球强化时代最大的贡献者群体，同时也是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公正对待的全世界最大受害者群体。
2019年10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上，毛泽东的大幅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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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专业人才和老干部
接下来我们看看大学生群体。这是最容易观察的历史分叉点。文革期间，全国统一高考几乎中断十年，大学按"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招收工农兵学员。1977年恢复高考，当年约570万人涌进考场，最终27万余人进入高校。
假如毛泽东的政治路线继续占据主导，以学业成绩为主要标准的统一考试很可能大幅推迟——这意味着77级、78级、79级这一代人的人生轨迹将会大不一样。这不是"少了几十万大学生"这么简单：这一代人构成了此后二十年中国的科学家、工程师、医生、教授、法官和记者的主体。换句话说，整个1980—2000年代中国专业阶层的形成方式，都系于一个独裁者的死期。
那么我们接着看看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文革的治理逻辑是政治身份压倒专业身份："教授"首先不是教授，而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工程师"首先不是工程师，而是需要改造的对象。1978年前后，科研机构、职称制度和留学政策才得以逐步恢复。
假如政治运动式的治理延续，大批知识分子将继续挨斗，专业化进程整体放慢——而所谓改革开放，恰恰需要大量懂数学、懂工程、懂经济、懂法律和懂外语的人。
假如毛泽东继续活着，个体户、私营企业和后来的民营企业家、"海归"科学家，可能还在专制历史的绞肉机里挣扎。
京剧、昆曲、曲艺和古典文学研究的代际传承，可能进一步断裂。今天人们视为当然的许多职业和生活方式，都始于一场葬礼。
包括邓小平权力集团成员在内的中共“老干部”，“文革”之后成为曝光率最高的幸存者群体。他们的政治地位得以“平反”，重新登上权力宝座，推动了有别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开放政策;也因此，他们的受苦受难得以讲述、出版和纪念。
这些讲述中被刻意忽略并放弃追究的方面，是这些人中相当数量者也曾经是施害者。这也妨碍了整个国家寻求历史正义，而是持续不同形态的权力斗争。"稳定压倒一切"这种去正义化的治理口号，就是犬儒的幸存者心理的产物，也因此限制了改革开放的高度。
毛泽东的画像仍然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照片拍摄于2012年11月，时值习近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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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多活了五十岁的专制制度
有人可能会说：假如毛泽东没有死在五十年前，甚至活到150岁，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比如中美联手对抗苏联——他也可能亲手结束文革，推行改革开放。
评价历史人物，我们只能基于他生前已经做过的事情来推测，而不能替他假设一场幡然醒悟——正如我们不能假设希特勒没有自杀，而是转而倡导世界和平。基于毛泽东生前反复发动政治运动的历史记录，假如他多活二十年，有可能改革开放，更有可能生灵涂炭。
更重要的是，专制者之所以欠下累累血债，不仅仅因为他们碰巧性格残忍，而且因为他们建构和依赖一套让自己可以为所欲为的专制制度。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出身、教育和人格特征各不相同，但他们治下的国家都导致了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同样地，邓小平和毛泽东个性并不一样——他甚至主持了对毛泽东错误的官方否定——但这并不妨碍他在1989年调动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抗议学生和民众。分叉点站出来的邓小平，最终证明了岔路仍在同一片专制的原野上。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专制者的死亡，意味着千百万人以及整个国家的生存;而只要制度不变，另一个专制者的诞生，也可能意味着千百万人和整个国家的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