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万安正身尚未验明,怎么称呼也各有千秋。不过身为台北市长对市民讲“万安”是他的责任,如果讲而不做,令市民不安,在民主国家中,市民自然另选贤者。
蒋万安在二〇二二年出版的自传《台北•万安》中提到,他是在二〇一五年三月于上海出差期间,正式决定从政,参选台湾的民意代表,但他未透露详情。然而上海是在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他在那里决定参选立委,岂会与共产党无关?因此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讲她是中国人,蒋万安则说他是台湾人,这不是两个不同立场,而是参政的不同手段,郑丽文比他直率,蒋万安更善于伪装。他选台北市长时曾表示“中共不再扰台”是举办双城论坛的前提,当选后背弃这个承诺,被质询时却问A答B。他在上海决定参政,岂敢批判中共?更不敢停止和上海的双城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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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还不仅在于身为首都市长要守住国门。他作为市长,台北市民过得安心吗?对于长期未解决的虐儿案,他不关心,还拖延处理,伤了许多家长的心。他是三宝爸,却漠视他人子女的基本安全,并给自己儿子特权。儿子是美国人,以他的家世,若干年后,儿子必然到美国就读,甚至可能不回到台湾,但是现在台北市与美国有二十五名交换生的名额,他也要占一个,这种排挤弱势的做法难道不过分吗?
然而在经过多次提醒,还举了前台大医院院长林芳郁(也是国民党员)的女儿为例,但蒋不听还坚持特权,耍特权的韧性可见;还冒出千篇一律的网军助阵。这个韧性还表现在总统国务机要费被国民党立委翁晓玲删除冻结,人们纷纷接手购买弱势族群制作的月饼,国民党议员秦慧珠抛出好球,提议与讲万安各出二十万元接手,身为富裕家庭,还有选举补助款的蒋万安居然不理,要二十四小时后才领悟到这个妙计,但为时已晚,只能加码到三十万来遮羞。
身为市长,“安民”是最重要的责任之一,然而蒋万安只讲不做,甚至不讲不做,因为他太年轻,经验少少,却野心大大,所以市政工作出现许多漏洞,即使有人辅佐,仍显得力不从心。除了虐儿案,交通问题也是难解,或匆匆决定,配套不足。在行人道上花巨资做遮阳伞,结果整个夏天过去了也没有见到。而做囚笼式的吸烟特区,更不知是哪来的构思,一做好就拆。这些其他县市没有的东西,是要展现首都市长的巧思?
市政工作千疮百孔,可是他的眼睛却不断盯着“正国级”,多次提出“倒阁”来展现他的雄才伟略,自己也不想一想由市长来倒阁,是不是捞过界?这是国会的事情,是党中央才能做的决定。他是在和郑丽文别苗头?虽然郑丽文有习近平支持,但是只要可以搞乱台湾,习近平不会在乎是什么人。
蒋万安如果认为他应该做“正国级”才配得上他的姓氏,那么参加市长选举是多余了。选民还是把他送回国民党里由党内来解决吧。
(作者林保华为资深时事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