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2026年5月11日，华为外包商西安中软国际爆发员工集体维权事件。（视频截图）
广西当局近期严控群众性组织，要求未注册的组织办理登记，已注册组织成立党支部。当地民政部门官员透露，相关措施与国企裁员、欠薪及工人讨薪事件频发有关。与此同时，中共党媒将舆情称为社会矛盾的“高危爆点”，要求地方当局防止舆情扩散。
广西民政部门一名体制内官员刘浩然（化名）近期向大纪元透露，当地国有企业大量裁员，欠薪及员工讨薪事件接连发生，民间不满情绪持续上升。上级部门已向地方下达维稳通知，将群众性组织登记及党组织建设列为防范公共事件的重要措施。
不先解决欠薪 转而严控组织
刘浩然表示，当局害怕民间组织参与群体事件，已向基层单位发出警告，要求民政部门密切关注民间组织的发展及活动。
“上面已经有通知，说现在形势严峻，有些没注册的群众性组织要求马上注册，已注册的要成立党支部。他们要民政部门关注民间社会团体，怕的是发生公共事件，尤其要防止零散的讨薪及维权行动发展成有组织的集体抗议。”
据社交媒体X平台消息，9月20日，广西玉林市博白县龙潭产业园多名工人手持“还我血汗钱”标语讨薪。工人称，7名工人在完成除锈喷漆及防火涂料工程后，被拖欠工资50多万元人民币，时间长达近5年，多次追讨无果。
欠薪问题长期未决，当局却将防范重点转向讨薪工人及民间组织，试图阻止零散维权行动形成群体事件。
广西北海作家海宁（化名）向大纪元表示，当局要求群众性组织成立党支部，意味着有关组织不仅要向政府公开成员及活动情况，还会被进一步置于中共基层组织的控制之下。
“经济好的时候，地方政府还可以用补偿或拖延的方式化解矛盾；现在经济乱七八糟，税务部门又查税、罚款，企业不得不裁员停运，接着就是欠薪。”海宁说。
中共中央最怕地方事件蔓延全国
海宁认为，中共中央最担心的并非某一宗孤立的讨薪或维权事件，而是普通公共事件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引起其它地区及不同群体响应，最终演变成全国性事件。
“我们街道办网格员经常上居民家里问有什么困难，孩子在学校有没有和同学吵架。他们怕小事不处理变成大事，把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
海宁表示，在民怨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一宗欠薪或一次执法冲突经过网络传播，都可能引起其它地区民众的共鸣。当局加强网络监控，并将民间组织纳入行政登记及党组织控制体系，目的就是切断不同地区及维权群体之间的横向联系。
党媒承认舆情成高危爆点
就在广西加强维稳之际，中共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9月18日在头版刊登《提高舆论引导和舆情处置能力》一文，承认中国舆论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舆情已经成为社会矛盾的“高危爆点”，各级政府的舆情处置能力面临严峻挑战。
文章称，商业互联网平台已掌握议程设置、信息分发及公众情绪塑造等重要权力。算法决定哪些信息被大量推送，也影响公众关注及讨论的内容。
文章还提到，人工智能加速介入信息生产及传播，境外信息持续“倒灌”国内舆论场，境内外两个舆论场的界限日益模糊。有关表述反映，网络平台及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冲击中共依靠删帖、封号及官媒统一口径控制信息的传统方式。
《学习时报》呼吁，将“应急式舆情处置”系统性升级，纳入所谓国家治理体系整体框架，并建议基层政府面对公共事件时，先通过“共情”“道歉”等方式疏导公众情绪，再逐步公布事实。
打压提出问题者 激化官民矛盾
广西人权律师秦先生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在中国经济环境持续恶化、社会矛盾不断增加的背景下，越来越多民众通过网络发布视频，讲述自己遭遇的不公，令当局疲于应付。地方官员面对问题束手无策，却习惯动用公权力压制提出问题的人，导致民间不满持续累积。
“当局遇到问题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先解决提出问题的当事人或维权人士，最常用的手段就是以‘寻衅滋事’等口袋罪起诉他们。这根本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在加深官民矛盾。我相信这些矛盾总有一天会大爆发。”
秦先生表示，《学习时报》提出以“共情”和“道歉”疏导公众情绪，间接承认地方官员长期采取推卸责任、封锁消息及压制质疑等方式，不仅未能平息事件，反而加剧了官民对立。如果不解决造成民怨的实际问题，所谓舆情处置最终仍然只是换一种方式维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