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2022年10月13日中南海正门新华门
中共崩溃论，从“不准”的预测到实际的应对方案，走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路程。为什么今天讨论世界如何应对中共崩溃，这是一个必要且重要的问题。
余茂春：必须为中共崩溃做好准备
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于2026年9月14日在《华盛顿时报》发表了题为“为什么我们必须为中共崩溃做好准备”的专栏文章。这篇文章的重点是促使美国政府及其西方盟友打破“中共将长期存在”的单一假设，提早为潜在的“后中共时代”制定战略应变计划。
该文反映了哈德逊研究所去年7月发布的专题报告《共产主义之后的中国：为后中共时代做好准备》的核心。去年的报告也是余茂春主导完成的。
余茂春在文章中提出的核心观点与警告主要包括：独裁政权未必牢不可破，看似强大的极权体制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崩塌，如1989年东欧剧变与随后的苏联解体。中共虽然体量庞大且统治时间长，但不意味着不会遭遇突然崩溃；一旦中共中央权力瓦解，将面临庞大核武库、军队与安全机器谁来控制，地方势力可能割据，以及国有资产与外汇储备的归属等经济问题；如何避免重演“俄罗斯式转型”的“寡头政治”与民族主义威权等问题。
余茂春强调未来应由中国人民自己决定，而华盛顿应与盟友也要做好准备，为和平转型创造条件，在危机时防止更大灾难。
余茂春并不是第一个提出中国崩溃论的美国学者。
2001年：章家敦著书《中国即将崩溃》
早在2001年，美国律师章家敦就出版了一本书，海内外华人几乎是无人不知，《中国即将崩溃》，他是在中国和香港生活二十年写出的这本书。由于他预测的崩溃并没有出现，很多人认为他预测不准确。实际上，章家敦指出的问题都是实际存在的。
笔者认为，他在发表他的书的时候的预测也是准确的，他的预测是十年左右，也就是2011年前后。而持这种看法的在中共体制内大有人在。
2011年前后，中共高层弥漫着一种悲观情绪。其中最典型的是被认为是时任中共总后勤部政委刘源的智囊张木生，在一次采访中声称“我们现在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认为“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里的“中国”显然指的是中共政权。
另一个例子就是张木生曾经称赞过的薄熙来，说薄在重庆的唱红打黑是“重塑共产党合法性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说，张木生以及他所代表的势力也意识到中共合法性已经陷入了重大危机。薄熙来是中共高层中较早意识到中共改革开放正陷入绝境的人之一。中共用做统治合法性替代品的经济发展将很快消失，而私营经济的发展，甚至进而提出政治诉求，更是对中共政权和体制形成根本挑战。
薄熙来的应对也是两方面的，唱红是回到自己父辈，即毛泽东的革命中寻找合法性基础，而打黑则是打击私营经济，以阻止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诉求。那不是薄熙来个人的赌博。当时从中央到省级地方大员，几乎是争先恐后地到重庆去取经朝拜，是因为大家都看到了风向在变，要么就是有同感，要么就是唯恐站错队。
当薄熙来打王立军一耳光把自己打进了秦城监狱后，习近平接过了薄熙来未竟的事业，贯彻了一条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其实是顺理成章的。
章家敦在写他那本书的时候，很可能只是两件事没有算进去：中共加入世贸组织后得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大量输血，以及中共断尾求生的能力。
章家敦之后，2015年，又一名重磅中国问题专家再次提出了类似观点。
2015年：沈大伟发文《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
这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提出的。他于2015年3月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震撼国际汉学界与政论圈的评论文章，题为《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
这篇文章之所以引发巨大轰动，是因为沈大伟长期被归类为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温和派”，俗称拥抱熊猫派，他一直认为中共具有自我调适的能力。而他却在该文中断言：“中共统治的残局（endgame）已经开始，且其倒退的速度比想像中还要快。”
他列举了五个中共体制难以治愈的“溃疡”，包括：中国精英与富人将资产和子女转移至海外；政治高压与意识形态控制加剧导致思想窒息；体制内官员普遍虚与委蛇、缺乏真正的忠诚度；以及经济结构转型面临严重的系统性瓶颈。
他认为中共的垮台不太可能以一场和平、温和的“苏联解体式”政变或单一事件落幕，其过程更有可能是漫长、混乱且暴力的。他甚至大胆预测，不排除最高领导人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遭到罢黜或发生军事政变。
沈大伟十一年前列举的“溃疡”，到今天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变本加厉。
以至于当局要用关闭国门的手段阻止精英和财富的外流，堪舆文革相比的党政军大清洗造成官员普遍躺平，房地产崩盘造成的地方经济和税收暴跌，更是十年前不敢想像的。
如果说沈大伟在2015年提出“残局论”开始了西方学界重新评估中共统治韧性的研究，哈德逊研究所余茂春等学者这两年的研究，则已推进到后中共时代的具体执行层面。
习的接班人危机：使中共崩溃过程具体化
有意思的是，章家敦和沈大伟都不是天生的“唱衰中共派”。章家敦第一次到中国时，和很多初次到中国的外国人一样，充满了好奇和兴奋，甚至有点回家的感觉。正因为在中国生活时间长了，不再是走马观花，不再是享受特殊待遇的客人，才真正地深入了解了中国。
没有人能预测中共会以什么方式崩溃。然而，习近平的接班人危机把中共崩溃的过程具体化了。
中共建政后至少有一次党魁的接班人危机导致正统的路线和方向发生了偏移。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把自己正式或非正式的接班人一个接一个地消灭掉了。最后的接班人并不是能继承他衣钵，而是最不可能否定他政治遗产的华国锋。
但由于毛并没有走正式程序指定，以至于华国锋不得不用“你办事我放心”这种极其含糊的“最高指示”来证明自己接班的合法性。不过这终究没能保住毛的路线，也没能保住自己的位置。毛的“继续革命”被邓小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
习近平也把别人给他隔代指定的接班人，以及任何有可能成为他接班人的潜在候选人，都取代掉了。但他和毛泽东的接班人危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毛死了，中共还有一批第一代元老可以稳定局面，方向上只要回到所谓的“新民主主义”就可以了，中国民间和国际上都对未来充满希望，尽管有些后来被证明是幻象。而习的班子，属于习的跟班，没有任何一个具有权威性，这也是习刻意造成的。
国际环境也今非昔比了。经过加入世贸组织二十多年的欺骗，美国人不再上当了，中共改革开放的人口红利、低人权等优势也消耗殆尽。
如果说毛之后中共还能有一次类似脱胎换骨的重启动，现在的情况就是病入膏肓了，中共已经回不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上去了。
而在民间，中共统治把中国民众原子化了。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只是换了统治者，只要新政权一上台，人口、经济都会快速恢复。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是乡绅为主的乡村自治，朝廷的管理不下县。中共统治一头扎到村。土改杀地主，不仅改变了土地的主人，更是消灭了乡村自治的基础。中共崩溃造成的混乱和痛苦可能会超过历史上的改朝换代。
最严重的是中共在统治的七十多年中，不变的是对宗教信仰的迫害。在中共的强制推动下，社会普遍的道德下滑是显而易见的。在一般情况下，经济的恢复相对还是比较容易的，而道德的恢复是最困难的。
然而最困难的也是最有希望的。实际上，在讨论中共崩溃后的中国，更需要考虑中国的民间信仰的力量。
沈大伟主张，要真正理解真实、复杂的中国，必须将目光投向“五环外”。同样，在讨论中共崩溃过程中的困难、挑战和对应措施时，也需要把视野放到中国民间的正义力量上。
